中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

　　文章導讀： 近百年來全球從低收入發展階段走到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有一百多個，但從中等收入階段如愿走到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卻屈指可數，僅僅只有13個。當前，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已經站在了陷阱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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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43期）

　　作者簡介：

　　賈康：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成本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專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肅省人民政府顧問，西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等高校特聘教授。

　　蘇京春：

　　經濟學博士，現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關村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特邀成員。

　　中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

　　在已有的發展經濟學相關研究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是公認的落入陷阱者的代表，其國內盛行的民粹主義情愫和福利趕超路徑選擇，實際上是導致其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國與拉美地區有種種的不同，但考慮到在中國經濟社會變革中某些基本社會壓力與矛盾積累的特征、軌跡和發展背景與拉美地區的相似性，特別值得警示我們應對拉美教訓加以研究和引以為鑒。

　　本書認為，可以將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兩類：一類是通過引領產業革命而主要靠技術硬實力和制度軟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國和美國，另一類則是通過后發“追趕—趕超”綜合升級而度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成功者之所以能夠成功，可以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環境支撐下無論通過技術研發還是技術擴散或模仿，最終都達成了全球范圍內的技術領先水平，這一方面使本國經濟騰飛，另一方面也不斷從供給側改變著國人的生活方式。同時，我們需特別注意的一種現實情況，是經歷“追趕—趕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國。這些又引發了我們對制度和技術兩大成功支撐基點的相互關系的思考。通過考察和描述經濟增長實踐模型的演變，我們能夠看出經濟增長研究中對制度因素和技術因素的應有重視，實際上兩者關系的“黑箱”遠未充分打開?！爸贫取弊鳛橐豁椚藗冊诓粩鄧L試卻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與技術并非簡單的“雞生蛋”或“蛋生雞”的關系，而是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就成功者的經驗看，在經濟的后發追趕階段，技術得到外溢性影響而水平不斷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發展，而在趕超實現的階段上，往往是制度紅利得到更大發揮并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從而刺激技術自主研發進而實現引領。

　　本書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還可細分為“下中等”和“上中等”兩個階段，中國已經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結合全球格局，從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來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這一點，從城鎮化水平線索下的研究也能夠得到印證。除了全球和總量視角以外，中國經濟發展還存在一些十分關鍵的時代元素與基本國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更加無可回避和必須高度重視。

　　中國正在踐行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實際上可清晰勾畫出“和平發展”中的“追趕—趕超”路線。時至今日，經濟增長正在步入“新常態”，上下行因素對沖中要追求中國經濟“升級版”增長平臺的打造，置身于國際合作與競爭中的“五位一體”與“四個全面”的大背景下。產業革命加速更迭，為中國經濟帶來“緊迫壓力”，技術戰略儲備亟待未雨綢繆；中國經濟已然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鉗制下坐上了炙熱的“第二把交椅”，增長中面臨著“胡煥庸線”格局下的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制約，世界最大基數的人口規模與老齡化等結構性問題，使“矛盾凸顯”與制約仍在不斷加劇；悠久歷史下形成的傳統文化與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現代文化形成對沖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產生“軟實力”不足的負面影響；制度變革正處于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的狀態；發展中難逃民粹主義思潮等的慣性軌跡——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做出跨越的問題，更加嚴峻和形成更強烈的緊迫感，如升級換代處理不好，未來可能既無法在低廉勞動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高新尖端技術與現代服務業方面和高收入國家競爭。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走到現代化過程的關鍵性歷史時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真問題、大問題，應當秉承從追趕到趕超的戰略發展大計，尋求在超常規發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徑與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國當然不能僅僅依靠“比較優勢”，而是必須頂住經濟發展先行者對后來者的壓力，力求通過追趕真正達到趕超。在追趕過程中，中國已經基本上走過技術模仿的階段，趕超階段制度紅利的發揮及其對技術創新激發作用的重要性愈發凸顯，而中國的制度變革亟待完成攻堅克難取得決定性成果。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制度供給是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最可選擇的“關鍵一招”和“后來居上”的龍頭支撐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質的“制度”，需要政府發揮強有力的作用來加強其有效供給，達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的良性結合。制度與行為聯通機制的優化再造，經濟發展中整個動力體系的轉型升級，決定著我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與潛力、活力釋放。在優化制度供給的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在和平發展、全球“命運共同體”式尋求共贏、摒棄“你輸我贏”舊思維的哲理與合作競爭框架下，通過攻堅克難制度變革的成功，來保障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潛力釋放、實體經濟“升級版”的實現，從而真正以“追趕—趕超”進程，跨越橫亙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兒！

　　（本文節選自本書第一章，有刪改，標題為標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