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消息是，由中儲糧對華孚集團和中儲棉公司的政策性整合計劃已經上報國務院，華孚集團主要承擔中央儲備糖和儲備肉業務，中儲棉公司則承擔國家儲備棉的經營管理，合并之后，中儲糧或將更名為“中國農產品儲備集團”，一個巨無霸型的政策性央企呼之欲出，它將掌控國人的溫飽命脈。

　　記者曾就這些問題向中儲糧總公司提出采訪申請，但對方以領導工作繁忙為由婉拒。

　　專家訪談

　　建立對大企業的監管制度

　　《中國經營報》：我們從河北、山東等糧食主產區了解到，現在我國基層糧食系統處于非常寥落衰敗的狀態，糧食倉儲企業大多靠為益海集團、中儲糧代儲糧食來生存，你怎么評價這一現象？

　　李國祥：你所反映的問題，是因為現在我國整個糧食系統正在調整過程中，必然會有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受損失，而地方糧食局系統的職能是在不斷弱化的。

　　本來糧食市場放開了就是讓他們到市場里去闖，但他們還是希望能吃政策飯。而益海那些精干的人都是我們糧食系統出去的，可以說是中國原來糧食系統的精英，在之前的體制下發揮不了作用。益海集團一分錢的政策飯都沒得吃，卻不斷在市場中壯大，而我們的糧食局系統有政策飯可吃卻還在萎縮。現在國家的財政負擔這么重，更不可能回到原來那種體制里去了。

　　《中國經營報》：現在中儲糧系統不斷發展壯大，地方糧食系統覺得自己利益損失嚴重，這種變化說明了什么？

　　李國祥：國家之所以要組建中儲糧是有歷史原因的。之前我國的糧食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掌握的，但是一旦某個地區發生糧食緊張需要調糧的時候，中央卻很難調的動，平時國家財政給予補貼，當關鍵的時候地方卻封鎖的很厲害。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所以進入本世紀后中央決心下大力氣建中儲糧。

　　在我們學術界看來，糧食的安全靠地方政府是不可靠的，因為這是個需要花錢的事情。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他承擔不了這個責任，所以中央政府肯定要承擔起來。從這幾年的經驗來看，所提倡的地方省長負責制都名存實亡，更何況市縣級的糧食局了。按道理來講，地方儲備是地方政府的責任，但其實很多地方儲備有名無實。

　　《中國經營報》：總體而言，現在我國的糧食安全狀況怎么樣？怎么評價中儲糧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

　　李國祥：我國現在國有儲備糧有2億多噸，這個數量是根據國家的糧食生產形勢和消費需求等因素來決定的。這幾年由于連續增產，農民存在賣糧難的問題，所以國家儲備就比較多，去年的數量是2.254億噸，這是國家可以控制的糧食數量。占我國糧食總產量5億噸的一小半，這個比例已經相當高了，按照國際標準18%~20%就可以了，可以說這是特殊時期的政策造成的結果。另外，我國的糧食儲備中，小麥和稻谷占了相當大的比例，而玉米則很少，所以玉米流通市場空間還是比較大的。客觀上來說，現在雖然國家花錢多一點，但糧食安全的保障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中儲糧的調撥是要國務院直接管理的，所以今年西南大旱、玉樹地震這些災難發生之后，中儲糧的糧食調撥能夠及時到達。

　　當然，中儲糧本身還存在體制僵化的弊病，這些年他們也想在經營上有所作為，畢竟作為企業，國家對他也有業績考核的，但是現在把它捆得太死了，那么多的儲備糧放在那不能動，沒有流動起來。其實我們應該想辦法實現一種動態的平衡，而不是把糧食堆放在糧庫里多年不動，現在雖然也有輪換的制度安排，但是手續太復雜。不過，如果放開經營的話，如何保證庫存水平，又會存在監管的難題，這考驗著我們的政策智慧。

　　《中國經營報》：對于正在我國糧食主產區大肆擴張的益海集團，你覺得對我國的糧食市場意味著什么？怎么評價這些跨國企業在國內的擴張？

　　李國祥：從國家糧食安全的角度考慮，我們的確要留意益海這樣的跨國資本以及以后將會出現的其他大資本的影響。但對于國內市場來講，其實所有的企業和資本都是一樣的，當初地方糧食系統強盛的時候，市場上的風浪都是地方糧食企業掀起來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92年糧改放開糧食銷售市場的時候那次糧價大漲，都是大型地方糧食企業炒作的結果，這也是中央要組建中儲糧，將糧食儲備責任上收中央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不管哪一個企業，內資還是外資，當它能夠影響和左右市場價格的時候都會選擇去攫取超額利潤，當然外資由于其自身的屬性和我國政策的限制會更敏感。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一方面國家要提高自己的調控能力，改善調控方法。隨著我國的市場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對重要的食用農產品應該建立對大型相關企業的監管制度，他們如果在市場中出現操縱價格、哄抬物價，應該建立黑名單制度，不一定懲罰他，但是對這些大企業的信譽的影響是不得了的。另外，我們應該對市場結構做出某種限制，比如說，一家企業不能在全國到處都在擴張，應該在地域上有所限制，還有就是對他的規模和市場占有率應該有限制，這在國外都是這樣做的，但是這需要通過國家立法來實現。

　　對于益海這樣的外資集團，我們除了擔憂之外，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培養自己的加工企業、倉儲流通企業來與之競爭和抗衡。

　　《中國經營報》：你怎么評價2004年以來的這一輪糧改的效果？

　　李國祥：近幾年建立起來的最低收購價政策，確實讓農民得到了實惠，不過在執行的過程中存在著國家標準制定的太高，農民售糧不方便的問題。

　　其次就是托市收購政策導致財政負擔越來越重。我曾看到一個預算決算報告，2008年的時候，中央財政為糧食儲備大概支出了600億元，而今年的預算決算報告顯示，中央為糧食儲備支出大約為1700億元，這樣持續下去是不得了的，所以2010年中央打算把這個數字調到1300億元，但是哪有那么容易，這個數字增長很容易，要想降下來是很難的。我估計到最后可能會達到2000億元。

　　另外，由于托市收購政策的連續執行，抬高了糧食的收購價格，使得原來形成的市場價格發生扭曲，這對產業鏈的沖擊很大，對國內下游產業的一體化發展形成了非常大的沖擊。2008年開始在東北實行的國家臨時儲備政策，按照最低收購價收購大豆、玉米、水稻等，由于價格較市場價格高出不少，導致下游產業普遍陷入停工限產的困境。

　　我對收儲企業也做過調查，其實他們對這一政策也是不滿意的，原因是他們的收儲比較僵化，糧食的收儲和吞吐完全聽從國家的指揮，所以只能眼看著虧損無能為力，所以并不是說他們不想把經營搞好，而是這個管的太死，儲備放在那里不能動。

　　當然他們也在學著往下游加工行業發展，但是這樣的僵化體制不是輕易能改變的。他們也知道這樣的日子是過不長的，如果老是流拍，財政掛賬越來越多，等到了6000億元的時候，國家還能不能愿意承受就很難說了。

　　陳紀英亦有貢獻。應采訪者要求，文中的孫元、劉炙、劉志信均為化名。

    中國經營報微博：http://t.sina.com.cn/chinabusiness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