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我覺得這次智庫峰會也是有幾個特點的，一個是它創意非常好，它創造了全球智庫峰會這么一個概念，吸引了很多國家智庫的代表來；第二它采取了多元化的運作，下面分了五個分會場，而且有不同的單位具體來操辦，吸引了很多國內的人參加，還有一個呢就是，包括中國政府也重視，像李克強副總理出來作大會的首席發言，也表明了對智庫的肯定和重視。當然我覺得這個智庫也還是有一些方面是可以再改進的，比如說我覺得國外的智庫高層的官員來的數量，還沒有我想象的那么多，像卡耐基、像外交委員會、或者像CSIS 這些機構有些是來的項目經理，有的是來的對外關系的副總，他們真正頂尖的核心人物，有些還是沒有來，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是我感覺真正這個智庫峰會要起作用，可能就是像剛才大家討論的就是要出一些成果，這個是最重要的，可能我們先把聲勢造起來，但是關鍵是下面以后我們怎么樣來執行，怎么樣來進行進一步的推動，怎么樣落實這個會議的成果，包括我們的研究成果，我覺得智庫最能說話的就是它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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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資料顯示，中國目前有研究機構2500家，其中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達到2000家。但在2009年初，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中，美國以1777家位居榜首，中國只有74家被認可，這個數字比亞洲的印度和日本都要少很多。2000和74，這實在是兩個有太大落差的數字。很多人不由得問，為什么中國的那么多智庫，在國際上成為了“被忽略的大多數”？我們的差距，到底在哪兒？

　　李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美國發布了一個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在這份報告當中被認可的中國智庫只有74家，有這么多智庫沒有得到國際上認可，是不是除了剛才幾位所說到的原因以外，還有沒有別的原因。

　　薛瀾：這個我想提一下，第一個就是這個研究它這個報告是一位學者，他自己獨立的研究，我想他也有他的偏頗性。實際上這種不同的國家由于它的政策過程不同，它智庫演變的歷史不同，所以它的各種形式其實是多樣的。你好比像德國、像歐洲很多智庫的話，其實政府是給它提供資金的，那如果按照這位先生他的定義的話，很有可能有些它就不能列入。

　　李崑：是因為它的評判標準不一樣嗎？

　　薛瀾：對，因為他這個智庫有他個人的這種偏頗。但是我想總體來講就是中國應該來講真正高質量，有品牌的，有影響的這種智庫確實還是不多的，實際上中國很多智庫它都是跟部門密切相關的。龍先生也提到，這個原因其實是跟我們政府目前公開透明還不夠密切相關，好比說，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上獨立的研究機構，我們非常希望能夠去作深入的關于外經貿體制的這種研究，但是很多信息我們不掌握，那么這種很重要的信息是我們作分析的一個基礎，沒有這些信息我們就很難去作深入的研究，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可能原來的外經貿部下面它所屬的研究院它們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所以它們作出的研究確實可能比我們掌握更多的信息，那么可信程度更高，盡管它可能代表它的部門利益，所以要想使智庫真正發揮作用，不但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政策過程更加透明，同時政府的運作，信息的公開，在這些方面的話也是智庫生長的必要條件。

　　王莉麗：針對你這個問題，我可以接薛老師的話多講幾句，因為有位教授我非常熟悉，因為我在美國作研究期間，我們曾經在華盛頓在08年的10月份，在布魯金斯我們一起作過一個研討會，公開的會議，有300多個，現場300多個公眾參加，這個會議的主題叫中國思想庫的未來發展方向，其實不僅僅是這位教授，這位作中國智庫研究的學者相當一大部分、據我所了解，相當一大部分西方智庫研究學者，對中國智庫充滿了偏見，比如說他們首先認為中國智庫對中國政策影響力是幾乎沒有的，中國的學者都是體制內學者，你是不敢發表什么你獨立的言論的。另外談到為什么西方它們作的研究報告說，我們中國被認可的只有70幾家，而我們中國學者的統計是2000多家呢，我想除了薛瀾老師剛才提到的幾點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定義權，那么什么叫定義權呢？就是定義什么是智庫，因為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說起什么是智庫，就是指民間智庫，但實際上，放之而四海，這不是一個統一的標準，在歐洲、在英國、在德國、在加拿大，如果你說都是非政府、非黨派的，那么也是非常非常少的，英國的智庫大多是黨派的，所以在中國呢，當時我在華盛頓的會議上我提出一個概念，我說我們不要再討論一定要強調中國的智庫大多是官方的，所以它會缺乏影響力，我說這個定義是一個不成立的定義，因為根據我們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所取得的成績，很明顯，如果我們中國的領導人不信任智庫，不采納我們的政策建議，中國何以能夠，得到如此的發展。

　　李崑：那我要追問一下啊。咱們中國智庫跟國外的，歐美的這些智庫相比咱們存在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薛瀾：這個差距我想可能這樣，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考慮，首先我覺得要從肯定的角度講，中國其實有一批已經在中國的政策發揮重要影響，而且在國際上也逐漸有更高的影響的這樣的一些智庫。好比說，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類似這樣的機構的話，其實還是有一批的。但是我想從總體來看，我們的差距在幾個方面，首先就是我們研究的質量跟國外的一些頂級智庫來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給你舉一個例子，The Heritage Foundation就是叫傳統基金會，它曾經在里根當政之前它曾經組織作了一個非常深入的研究，那個報告長達超過1000頁對美國當時面臨的這些主要的問題和所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里根當政之后，需要采取的措施，他們提出了非常完備的建議，里根上臺以后這個報告馬上就變成，可以說里根的執政手冊，后來據他們自己統計，當然這個也許可能有一定夸大，他們建議的三分之二完全都被里根政府采納了，他們作這個研究是組織了相當一批一流的學者，進行了幾年深入的研究，為里根保守主義的重新上臺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那我想我們目前的話，就是目前國內的智庫在深入、扎實 系統研究這方面我想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就是我們剛才提到，它的獨立性，我們現在真正有足夠信息，有很多專業方面特長的機構大部分還是跟政府部門密切相關的，它還是有它的部門局限性。第三方面，我想其實就是我們智庫在怎么樣能夠運用現代傳媒手段，去產生更大的影響，在這方面也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像很多的智庫它可能會采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不但去影響政府，而且去影響公眾，通過影響公眾去影響政府，所以從這幾個方面高質量的研究，它的相對獨立性和它影響力的這種方式和手段，這些方面我想，還有很大的空間。：

　　龍永圖：剛才他們幾位都講了智庫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獨立性，獨立性并不是我們想像的，它要超越于我們黨的或者是我們政府的，一些基本的政策框架之下沒有這個意思。我過去也長期在政府工作也參與了一些法律的制定，但是我覺得政府內部的一些研究機構或者智庫，常常是屁股指揮腦袋，常常是部門主義的代表，所以我們當時研究很多法律的時候，各個部門的所謂智庫，那時候常常都是代表那個部門的利益，而且我們過去立法當中有個很大的弊端就是，比如外貿法它就是外貿部門來制定，如果是環境法就是環保部門來制定，至少是他起草的，他起草的那個基本框架，后面人只不過是修修補補，但是真正的結構，真正實質性的內容是做那件事情的那個部門，他提出草案，而充分代表了那個部門的利益，所以這個時候我就覺得一個獨立的智庫，就相當重要了，怎么樣代表最大多數人在這樣一個問題上的利益和意見，能夠得到充分的表達。

　　王輝耀：我想補充一點，中國特別缺乏沒有這種利害沖突的、公立的、或者中立的這種智庫研究機構。龍先生講的，現在中國進入了新的階段，WTO我們進入八九年了，現在中國經濟這個情況已經不是原來大家，可能幾個機構拍拍腦袋，現在局面錯綜復雜，如果一個決策執行得不好，帶來的后果是不堪設想的，所以現在中國特別需要這種中立的，或者獨立性的機構出來論證這些公共政策。

　　王莉麗：我再給你講一個故事，奧巴馬進入白宮之后有32位布魯金斯的學者和管理者，進入了奧巴馬政府做官，比如現任的聯合國大使，還有國防委員會的特別顧問，一系列很重要的，還有副國務卿，還有財政部的副部長都是布魯金斯曾經的學者，美國的獨立思想庫跟政府的關系是如何的緊密，我們剛才談到的旋轉門機制，每四年大選之后，不光是布魯金斯、對外關系委員會、卡耐基、CSIS、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這些不同的智庫都有一大批的學者入朝做官，他們通過自身來做官作為政策制定者直接發揮政策影響力。

　　李崑：說到智庫與政府之間的緊密關系，我們也知道，像剛才你也說過，中國現在的智庫大部分都是官方智庫，應該說我們是有很好的渠道跟政府去進行溝通的，那為什么我們沒有好的思想產品，這我特別想問問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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