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廣播電視協會副秘書長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常務副主編 張聰

　　如果以一個人18歲步入成年，開始形成有見解和思考的記憶為標準，在全國人群中劃一道線，那么那些年逾不惑的人們，因為有與改革開放相重疊的經歷與體驗，一定會對自己身歷其中的這30年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然而，每個人的經歷雖然都構成歷史的一部分，卻不能成為歷史。同樣地，由于受見解、視野、經歷等的局限，即使是從那段歷史中走來的人，也不可能僅憑一已之經歷便把整個時代描述清楚。

　　因此，我們不能不感謝記錄并展現那個時代的媒體，特別是那些富有社會責任感和高品位追求的媒體。正是他們借助自身的巨大容量與能量優勢，通過深入細致的策劃、探詢與采訪，將精彩的記憶碎片串連成珠，并鋪展成絢爛奪目的畫卷，完整展示給世人，帶領我們打開塵封的回憶，同時收獲心靈的震撼與感動。

　　第一財經最近推出的年度巨獻—31集紀錄片《激蕩：1978－2008》，不愧是向改革開放30年獻禮的扛鼎之作，他們改變了以往只做資訊類節目的一貫做法，實現了對自我的完美超越，用實際行動表明自己不僅是負責任、有追求的媒體，而且正在成長為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媒體。《激蕩：1978－2008》作為一部帶有創新意義的鴻篇巨制，某些有助其成功的元素確實值得我們探討。

　　獨特的敘事策略

　　按照通常的路數，一部涉及歷史的紀錄片采用盡量多的原始資料加盡可能多的當事人，是獲得成功的基本保障，也是其最能吸引人之處。這是由其構成元素的不可再生與稀缺性決定的。然而這個成功之點往往也正是難點所在。正因為不可再生與稀缺，決定了它的必然珍貴和不可多得。設若所拍紀錄片以上兩項條件全部具備，其結果當然是皆大歡喜。而如果其中有一項條件短缺，那結果則必然有遺珠之憾。問題的要害還在于，假若明明知道條件不齊備，卻仍然死守原來拍片的老路數而不思改變，甚至意識不到可以用一些新的表述方式來取代，東拼西湊，勉力而為之，其下場一定很悲慘。這恐怕正是泱泱歷史紀錄片中所謂出類拔萃者幾如鳳毛麟角的真正原因。

　《激蕩：1978－2008》一改傳統敘事手法，不僅采用了口述歷史的形式，而且回避開對“當事人”的采訪，全部選用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作者、記者、專家充當“見證者”出鏡，既充分地利用了創作團隊原本就掌握的資源與優勢，也有效地避免了少米下鍋的種種尷尬，充分表現出創作者對題材表達的靈活駕馭能力。

　　我不敢斷言他們這樣做一定是出于對各項條件必需全部俱備的擔心和缺少把握，但我能肯定這絕對是影響他們考慮問題的因素之一。盡管我們說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并不久遠，湊齊需要的條件遠比反映歷史久遠的事件要容易得多，但既然一些關鍵人物的缺席幾乎是必然的，而這肯定會影響敘述的質量，那么，量體裁衣式地選擇恰當的敘述方式就是必要的。他們改變了固有的策略，從而也就為自己開辟了更廣闊的空間。

　　要想突破傳統創作思維的藩籬，其實是很不容易的。而他們之所以能夠堅持做到了，不能不說是仰仗了在片子制作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新的創作理念，即潛藏在其背后的關于如何敘述歷史的觀點的升華。該片總策劃羅振宇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曾表示，作為一部反映歷史的作品，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不可能還原全部的歷史。
　　 

    正如在中國盡人皆知的孔子實際上有兩個，一個是生活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活生生的孔子，另一個則是經后人詮釋記錄下來的孔子一樣。經過詮釋記錄的歷史，永遠不會是歷史的復原，因此我們所了解的歷史充其量只是解釋史。而既然不能提供復原的歷史，索性不妨由“見證人”出場，公開亮出描述、解讀的底牌，我想，這可能是創作團隊所要提供給公眾的一種暗示。

　　這不僅給紀錄片采用 “見證人”口述歷史的做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托，而且使我們進而產生一些聯想：雖然相對于事件當事人而言，這些作者、記者、專家的身份是“客觀”的，但他們的表述卻顯然是“主觀”的，那么這對于觀眾而言，或許意味著他們對于歷史的表述其實是可以拒絕和改變的，至少如有存疑還可以商榷，這與過去那種經當事人介入而強化的歷史畫面給人不可否定和改變的表現形式相比，是不是更容易被觀眾理解和接受呢？如果實踐證明這種結果是存在的，那么我們就不僅收獲了一種可資借鑒的表現形式，更收獲了一種新的創作思路與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