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其實你們的爭論更是一場關于中國發展前景的論爭，你并不否認民主制度的終極價值。

　　林毅夫：我從不否認民主制度的終極價值，可是今天的中國問題，不是簡單的民主制度設計就能了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都會存在著一些經濟社會問題，但不能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歸罪于沒有進行憲政體制改革。因此，設想一個國家、地區，先用50年到100年改革憲政，然后才來發展經濟，這在實際上怎么可能呢？

　　經濟觀察報：你們兩位都是華人經濟學家中的佼佼者，你們的分歧主要在哪里？

　　林毅夫：作為學者，我是很尊敬小凱的，他做學問很認真，也有社會責任感。雖然我們在學術觀點上時有沖突，但“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在學術上，只有不同觀點的不斷砥礪和切磋，我們各自的理論才能不斷完善，不斷前進。小凱和我的論爭，主要是研究問題的角度很不一樣。我覺得，他看問題，還是從理論看世界，而不是從世界想理論，我則是反過來。比如在憲政問題上，他認為最好的憲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就應該先建立英美的憲政制度，再發展經濟，否則就會有后發劣勢。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不難構建理論模型來證明英美制度的優越性，可是，從工業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國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憲政體制的改革后，再來發展經濟而成功的。當然，不好的制度是會制約經濟發展的，可是，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都是一面發展經濟，一面完善制度。我一直主張進入世界看世界。經濟學研究必須從變動的現象出發，觀察其背后的理論。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嘆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真實的世界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動的，而理論一被提出來就變成了老子所說的 “前識”，如果把現有的理論當作是必須遵守的真理，就會犯了老子所說的“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經濟觀察報：實際上，從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和問題中，我們更能理解你和楊小凱之間關于 “后發劣勢”與“后發優勢”的爭論。近些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事實，但體制問題日益凸現也是事實。

　　林毅夫：問題當然存在，但是成就是主要的，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轉型基本是成功的。我們當然要警惕楊小凱提出的“后發劣勢”，但是在中國改革的路徑選擇上，我認為仍然要堅持事實已經證明是成功的漸進改革的發展戰略。

　　經濟觀察報：他甚至預言，盡管俄羅斯震蕩療法后的短期社會效果相較于中國的漸進式轉軌而言好像是一個失敗，但由于俄羅斯進行了根本的體制變革，其將來發展會超越中國。

　　林毅夫：一個國家經濟能否保持長期增長，最重要就看其技術能否保持不斷升級。中國經濟從1978年底才走上快速增長的道路。那時中國的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遠大于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和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能使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維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長，那么單單利用這個技術差距中國經濟應該就有可能維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長。而且，在20世紀70年代時，中國從事低附加值的農業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亞洲 “四小龍”多，資源從低附加值的產業向高附加值的產業轉移的潛力大；同時，中國的資本積累率每年高達GDP的40%左右，為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些因素表明，中國發展的潛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長。從1978年底的改革到現在才30年，因此，中國經濟應該有可能再維持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長。由于美國的總體技術水平處于全世界的最前沿，技術開發的投入大、風險高，總體的技術進步慢，資本的投資報酬率低，因此，資本積累、產業結構變遷也慢，能長期維持3%的增長速度已經是相當不錯。而中國經濟則可以再維持20年左右的7%～10%的快速增長。因此，我相信在21世紀，最慢到2030年，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最有實力的經濟。中國完全有這個潛力，對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矛盾、問題，如果都能夠實事求是態度地解決，我想這個潛力就會發揮出來。至于俄羅斯，我還沒有看到它能夠超越中國的優勢所在。

　　中國為什么會成功？

　　經濟觀察報：改革開放30周年了，其間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和轉型，可是今天看來，中國幾乎是最成功的。

　　林毅夫：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中國的成績也是最好的，而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經濟停滯和崩潰，一直到這幾年才有所復蘇。前蘇聯即使到今天其人均收入還沒有達到1990年的水平。最近歐洲開發銀行做了一個29個獨聯體和轉型國家的調查，發現轉型經過15年后，只有30%的人認為現在的生活比轉型前好。經過多年改革，轉型和發展成功的只是少數，失敗的是大多數。為什么中國成功了？中國的轉型成功，得益于它們推行了一種漸進式、雙軌制、“摸著石頭過河”的轉型方式。它并沒有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所謂的“資本主義勝利論”。在轉型開始的時候，微觀主體效率低，缺乏積極性，為提高積極性，在城市實行利潤留成，讓干得好的企業和個人獲得更高收入；在農村打破平均主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干得好的農戶獲得更高收入。要體現干好干壞的差異，就必須給微觀主體以一定自主權，提高其積極性，使其生產靠近生產可能性邊界，創造新的物質資料。同時，在計劃軌之外允許市場軌出現，即推行雙軌制：一方面，在價格上保持計劃價格的同時，允許一部分市場價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許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合資企業進入原來受抑制的輕工業部門。投資來源于國有企業、農民的剩余，他們在對剩余進行投資時自然會追求利潤，因而自然會投資到產品短缺、技術符合比較優勢的輕工業部門。不過，國企和農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統購統銷任務配額之后才能在市場上出售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微觀主體積極性提高，微觀主體控制的資源能夠投資于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因而資源配置效率逐漸提高，計劃軌的比重也逐漸減小。當一個部門的絕大多數產品由市場配置時，政府可以放開價格，使之完全由市場配置。

　　經濟觀察報：這樣的結果是，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在轉型過程中繼續得到保護，所以不會崩潰。

　　林毅夫：同時，微觀主體的積極性提高后，資源越來越多地流動到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經濟實現動態發展。這樣，發展戰略由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就悄悄地轉變成為追求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同時，市場經濟體制也逐漸發育形成，這給大多數人帶來了好處，即使是原來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也因為有雙軌制作為過渡和緩沖，其福利一般也并未受損。中國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帕累托改進性質的增量改革，有利于減少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使改革得以順利推進。這正是中國轉型成功的原因。除中國、越南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經推行趕超戰略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們原先也有計劃部門，在轉型時同樣推行雙軌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競爭部門的進口，但通過設立出口加工區等方式鼓勵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現最好的國家，據智利央行行長稱，智利轉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嘗試”。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中國所講的“摸著石頭過河”吧。

　　林毅夫：“嘗試”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在存在機會的地方推動改革。

　　經濟觀察報：但是，所謂“漸進式改革”也是后來學者們總結出來的，中國改革之初并沒有一套完整的發展戰略。

　　林毅夫：中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選擇了漸進式改革，確實有較大的運氣成分。同時也有其內在的邏輯。東亞新興經濟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資源所限。資源約束的影響在中國文化思想中也有所體現。在中國歷史上很長的時期內，人均資源都非常有限。前現代社會的中國相對西方而言發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實上每個人都接近饑餓的邊緣。因而，中國文化長期強調實事求是。從儒家講的“中庸”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現在的“與時俱進”，都體現了不追求簡單完美的意識形態、不受教條主義影響、根據現實調整政策的文化傳統。另外，還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國的轉型為第一代領導人所推動，而在東方權威主義的社會中，領導人的權威來自于其所能夠給老百姓帶來的好處，來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確性。由于第一代領導人同時也是計劃經濟的推動者，其不能、也很難完全否定計劃經濟，只能對計劃經濟進行“摸著石頭過河”式的修修補補。

　　經濟觀察報：從理論模型來看，“休克療法”的邏輯環環相扣，滴水不漏，為什么實踐結果卻讓人失望呢？

　　林毅夫：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倡導“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忽視了一個因素——存在于原先計劃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內的扭曲并不是隨機的。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其“因”則在于這些經濟體優先發展的產業不具有比較優勢，因而，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和競爭的市場中若不能得到保護和補貼就無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休克療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內生性，因而未能認識到 “休克療法”的三項內容——價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維持財政平衡和宏觀穩定是不能同時實現的。例如，如果僅分別推行價格自由化或私有化，是不會有問題的；但如果兩者同時推行，則在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的情況下只可能導致兩種結果：或者是整個社會大崩潰，引發大量失業；或者是由政府為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提供補貼。這是因為，不具備自生能力的企業原先往往雇用很多勞動力，政府對其補貼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國有性質，而是因為它們沒有自生能力。而這些產業非常先進，對于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很重要，或者這些企業雇用了大量勞動力，一旦破產，必將引發大量失業，進而導致社會不安定。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中國的改革對于其他轉型國家、發展中國家具有哪些借鑒意義？

　　林毅夫：世界上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論。一個經濟的具體改革方案和順序更應該是“誘發性的”，而不是“強加的”，簡單移植某個經濟的某種成功做法并不能保證另外一個經濟可以成功過渡。但是，在資本稀缺條件下采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或其他相似發展戰略的國家在制訂改革政策時，中國的改革經驗仍然有其借鑒意義：第一，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實施多勞多得制，提高微觀主體的積極性。第二，因為有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需要獲得保護和補貼，在條件沒有改變前不能減少補貼，但要放開原先受抑制的部門，因而要在資源配置上實施雙軌制，并進而在價格上實施雙軌制。第三，微觀主體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雙軌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來越低，則雙軌向市場單軌的轉變時機已成熟，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斷完善。這樣，就可以分幾步“跳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鴻溝”。

　　(本文未經林毅夫先生本人審閱）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