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

　　對中國發展戰略的思考

　　經濟觀察報：1987年你從美國學成歸來，先后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直到1994年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有人評價說，這7年是你的學術黃金時期。

　　林毅夫：可以這樣說吧。這期間我主要研究農業問題，我認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改革和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應該堅持推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同時研究視野也在逐步放寬，從農業問題逐步拓展到中國發展戰略問題上來。

　　經濟觀察報：是什么讓你的研究從農業問題逐步拓展到中國發展戰略這樣的宏觀問題上來？

　　林毅夫：農村問題的解決并不是只在農村內部而已。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個關鍵是農村勞動力往外轉移，轉移必須有工作，所以農業的發展、農村的發展跟國民經濟的增長是相關的。另外，國內喜歡把一個人分為農業經濟學家、工業經濟學家，國外沒有這樣的區別，經濟學就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可能會有差異，并不是方法存在差異。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國改革的形勢發展很快，改革的重點已經由農村轉向城市。但是，面對中國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已有的經濟理論顯得蒼白無力。如何正確理解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歷程，如何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持，對經濟學家既是個巨大挑戰，又是個難得的機遇。

　　經濟觀察報：是一種強烈的使命感。

　　林毅夫：對，其實從步入經濟學界開始，我一步也沒有離開過對這一歷史性問題的研究，而農業問題僅僅是這個問題的一個部分。八十年代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已經實現了經濟的成功起飛，這些經濟體以與其他發展中經濟相同的起點，實行了完全不同的發展績效，被譽為“東亞奇跡”。它們的經驗是否還有普遍意義，成為學術界普遍關心的問題。而我更關心的是，正處于改革中的中國能夠從它們那里獲得哪些有價值的參考？因此，八十年代末開始，我和蔡窻、李周兩位學者合作，開始研究二十世紀后半期以來東亞地區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我們的結論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采取的是比較優勢戰略，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強行進行“超車”。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上，它們都按照各自的要素稟賦條件，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增加了出口和經濟的外向型程度，達到了比較優勢的充分利用。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要素稟賦結構提升，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變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來。從來沒有人——包括這些國家和地區——把它們的發展戰略進行明確地表述，而我把這種發揮當時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在每一階段發展有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的做法，稱為“比較優勢戰略”。

　　經濟觀察報：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頗多曲折。

　　林毅夫：這是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的經濟發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發展戰略，我稱之為“趕超戰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走過了近百年的現代化道路，是由輕工業到重工業慢慢發展起來的。而五十年代中國制定的戰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式，讓中國在短時間內走完資本主義國家百年的道路。

　　經濟觀察報：大躍進是有一個響亮的口號“十年趕英，十五年超美”，它是“趕超戰略”的一個很好注腳。

　　林毅夫：是的。但是“十年趕英，十五年超美”是“趕超戰略”的時間部署，實施路徑則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有國家領導人都具有同樣的目標——在自己的領導下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而發展先進產業就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中國的領導人也不例外。近代以來的知識精英都滿懷強國富民的抱負。建國后，中國領導人面臨采取何種體制組織經濟建設、實現強國富民理想的選擇問題。第一代領導人的經濟理想和美好愿望，使得中國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所以，后來雖然放棄了 “十年趕英，十五年超美”的口號，但是仍然堅持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路徑。

　　經濟觀察報：優先發展重工業不符合中國的要素稟賦條件。

　　林毅夫：不符合。你想呀，當時中國大陸非常窮，資本非常稀缺，最大的優勢是人口眾多，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而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具有三個基本特征：投資周期長；技術較為先進，作為先進技術載體的機器設備需要從國外進口；投資規模大。因為中國大陸當時資本非常稀缺，經濟十分落后，以農業為主，農業剩余很少，資本積累率自然很低，因此由市場決定的利率必然會很高，利率高則企業投資成本高。經濟落后導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匯短缺，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必然很高，從而不利于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所需設備的進口。經濟落后還使經濟剩余只能主要來自農業，因此經濟剩余非常分散，加上金融體系不發達，籌資能力很弱，資本不容易聚集。因此，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征與中國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狀況存在尖銳的矛盾，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條件下執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客觀上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人為壓低利率、匯率、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以及工資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在要素和產品價格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下，資源就要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渠道進行配置。為了以比較低的成本動員和集中分散的農業剩余，國家實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制度，通過這種制度來壓低農副產品價格，形成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為重工業提供資本積累。但是，在農業家庭經營的情況下，壓低農副產品價格必然導致農民減少農副產品供給；在企業享有經營自主權的情況下，企業必然有積極性將經營所得用于職工福利、在職消費或其他非政府重點發展項目。為了控制企業剩余的使用和實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制度，保證城市企業效率和農副產品供給，工業部門國有化，農業部門人民公社化。這樣，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為邏輯起點，相繼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為特點的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

　　經濟觀察報：傳統經濟體制就是計劃經濟體制。你的意思是說，計劃經濟體制并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并不是因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才必須實行計劃經濟體制？

　　林毅夫：對，我認為制度選擇受制于國家的發展戰略。因為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才不得不放棄市場經濟體制，改采計劃經濟體制。也就是說，計劃經濟體制內生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

　　經濟觀察報：一般都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由社會主義性質所決定的。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官方，還是國際學術界，以及一般民眾，都普遍持有這一認識。

　　林毅夫：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開始動搖這一認識已經是改革多年后的事情，在中國，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才從政治的高度下結論。在80年代末，我和蔡窻、李周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發現，計劃經濟體制并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并不是因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才必須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是因為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才不得不放棄市場經濟體制，改采計劃經濟體制。

　　經濟觀察報：按照你的理論，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棄推行不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戰略？

　　林毅夫：發展戰略的選擇是否符合資源稟賦的要求，是決定經濟體制模式成敗及經濟發展績效的根本因素。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棄推行帶有趕超色彩的發展戰略，要完成從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最終有賴于發展戰略的轉變。最關鍵的必須是按照中國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即充分利用中國當前勞動力多且相對便宜的優勢，去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

　　經濟觀察報：提倡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也成為90年代以來你的學術活動特色。

　　林毅夫：這一理論體系是我已有的全部經濟研究和經濟思想的核心，是我以一貫之的學術思想所在。中國改革發展中的很多現象，從這個理論出發，都可以看得更深入一些。

　　主張漸進的改革路徑

　　經濟觀察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是你和幾位同仁創辦的，中心自成立以來，對中國改革和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你的改革主張也得到了重視。例如你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窮人經濟學”等一系列理論，都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經濟政策。

　　林毅夫：確實，我的想法有很多在后來和國家政策一致、或者成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農村問題、國企改革、股票市場、宏觀調控問題。但是，我從1988年后基本思路都很一貫，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對問題的分析和一貫看法。我仍然堅持認為，中國發展的關鍵在于從“趕超戰略”轉軌到“比較優勢戰略”上來，因為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內生于“趕超戰略”的，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成功過渡，就要考慮這個現實。我的許多思想和主張都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的。

　　經濟觀察報：雖然你認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經濟取向，但是因為你認為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內生性的，所以在如何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問題上，你給出的回答往往與眾不同，比如在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上。

　　林毅夫：確實。國有企業改革是個老大難問題。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和資源配置制度，在動員全國資源發展重工業方面十分成功，使大陸在資本稀缺、物質基礎落后的條件下很快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重工業體系。但是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改革以來相當長時間里，國家仍然延續“放權讓利”的改革模式，但是每次嘗試擴大企業自主權后，總是要再次收回，以控制工資過快增長，于是改革過程中反復出現“活—亂”循環現象。我認為，這些都根源于傳統體制下的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

　　經濟觀察報：什么是自生能力？為什么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

　　林毅夫：所謂自生能力(viability)，就是一個開放、自由和競爭市場中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的預期利潤率。如果一個正常經營管理的企業預期能夠在自由、開放和競爭的市場中賺取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那么這個企業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則，這個企業就是沒有自生能力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的國有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只能依靠政府對企業進行政策補貼。這時候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是個隱形問題，在實行放權讓利的改革后，競爭性的市場開始出現，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由隱性的問題變成顯性的問題，而且，還出現了養老保險和企業冗員等社會負擔問題。因為企業會利用政策性負擔作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也因為政府很難逃避這種責任，企業的預算約束因此軟化。

　　經濟觀察報：國際上以科爾內(Kornai)為代表的學者普遍認為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根源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因為國家擁有企業的所有權，所以天然對國有企業懷有父愛主義，以至國有企業預算約束無法硬化。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