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紅纓

　　重慶報道

　　“土地入股不是主流，到底哪種形式最好，還需要各個區縣的進一步探索，可能以后，不僅僅是這幾種流轉形式。”呂小隧說，“只要農民愿意，都可以嘗試。”

　　在吸收了中央部委有關調研組的意見之后，重慶“土地流轉”繼續謹慎前行。

　　此前的7月1日，重慶市工商局出臺《關于服務重慶城鄉統籌發展的實施意見》，明確允許以土地經營權入股成立有限責任公司。消息經媒體報道后，受到全國熱議，中央部委也派員到渝調研。

　　“有關部門并沒有否定入股的做法，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我們都可以探索。”重慶市農委新農村工作處處長呂小隧稱，“有關方面主要擔心承包權資本化后，農民有失地風險，所以，要求不要擴大范圍。”

　　8月19－21日，重慶市召開農村土地規模經營工作會議，審議了《重慶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農村土地規模經營促進產業發展的意見(討論稿)》(以下簡稱“《意見》”)。這是該市第一次針對土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出臺的規范性文件。

　　“我們對土地流轉的形式放得更活，承接土地流轉從事規模經營的對象放得更寬，土地流轉的內容也進行了延伸。”重慶市副市長馬正其在會上說。

　　《意見》近日將提交市政府常委會審議，一經通過，它將成為重慶市土地流轉的綱領性文件。

　　土地入股最受關注

　　《意見》指出，全市土地流轉堅持“穩制、分權、放活”的原則，在不改變土地承包關系的前提下，實行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使用權的分離。

　　當前重慶市土地流轉中出現了五種基本模式，分別為轉包、轉讓、互換、出租和入股。據重慶市農委和市農辦近日完成的調查報告《重慶市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的調查與思考》分析，這些形式各有利弊。

　　轉包是目前最常采用的方式。資料顯示，重慶市已有217.39萬畝土地進行了流轉，占農村承包耕地總面積的10.84％，其中采取轉包模式參與流轉的土地占流轉總量的50.33％。但這種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內部的流轉，因農村青壯年大都外出務工而面臨缺少流轉對象的難題。

　　轉讓形式市場化程度很低，多發生在取消農業稅之前。

　　互換指同一集體經濟組織承包地塊的交換，就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而言，意義不大。出租的形式，目前在重慶市僅次于轉包，它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推動農業產業發展，但由于農村土地所有權和承包期限等牽制，被租賃的經營權在再租賃、抵押貸款等方面受到法律限制。

　　《意見》鼓勵多種形式的流轉土地，包括轉包、轉讓、互換、出租和入股等。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土地入股。

　　《重慶市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的調查與思考》認為，農民以土地入股組建公司，是現代企業制度在農村土地流轉經營中的應用，可提高土地規模效益，使農民獲得較高收益，同時，以公司行為獲得擔保的抵押貸款，解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和經營大戶無力做大，但是又困擾農業擴大再生產的融資難和貸款難。

　　不過，重慶市在調研中也認識到，入股之后面臨的風險：一是對隱性股東的權益保障問題－－《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限額50人，而一般農戶都超過這個數，因此在實際操作中，普遍采取代表制(宗勝果品公司的股權結構：一家公司＋26個農民代表)；二是如何監督公司的財務，防止做出對農民股東不利的行為；三是公司如遇破產清算，農民承包權如何處置。

　　“我們對入股也很謹慎，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全市也僅成立了兩家公司，它們在工商登記時都有注明，多少屬于承包地。”呂小隧說。

　　“土地入股不是主流，到底哪種形式最好，還需要各個區縣的進一步探索，可能以后，不僅僅是這幾種流轉形式。”呂小隧說，“只要農民愿意，都可以嘗試。”

　　社會資本可參與

　　按照《意見》，重慶計劃在2012年，全市農村流轉土地比例達到18％，土地規模經營度“一圈”(主城23個區縣)達到30％以上，“兩翼”(渝東南和庫區)達到20％以上，農業比較收益有明顯提高。

　　為達到這個目標，《意見》提出在法律框架下，最大程度地探索發展空間。

　　一是倡導多元化的流轉主體，對承接土地流轉從事規模經營的對象放得更寬。除農民外，鼓勵集體經濟合作組織集中經營土地，允許龍頭企業、工商企業和社會資本或領辦或聯辦農業經濟組織。

　　呂小隧稱，“過去政策對這一點不明確，尤其在生產環節，對城市工商企業、社會資本有所限制，這一次是打大了大門。”

　　另外，對土地流轉的內容從耕地向“四荒地”、集體建設用地和農民宅基地進行了延伸，過去的流轉偏重耕地。

　　集體建設用地，農村這一塊指鄉鎮企業、鄉村公路、橋梁、學校、衛生院、農村生產基礎設施生產，以及生活的公共設施。

　　“這是法律允許流轉的，包括'四荒地'，但如何流轉，流轉出來做什么，并無具體規定，我們提出這點，就希望有關區縣政府進行探索。”呂小隧說。

　　對于宅基地，《意見》也有涉及。《意見》稱，引導農民自愿放棄宅基地，向城鎮和中心村集中居住，同時允許在務工的和城鎮已有居所的農民出租、轉讓在原籍的房屋。

　　根據這個精神，農民可自愿放棄宅基地，獲得補償，或用于置換住房。另外，可利用宅基地從事“農家樂”，社會資本在農村興辦企業，其管理用房，生產、生活設施，都可利用現有宅基地。

　　對農民放棄、置換的宅基地，《意見》稱，當地政府可組織復耕、共指標(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增加，農村建設用地指標減少的原則，進行流轉)。

　　“宅基地一家一戶不多，集中起來，就是相當大的數量。農民長期外出打工，宅基地不能買賣、出租，破敗不堪，對農民是個損失，對土地資源也是個浪費。”呂小隧解釋說。

　　另在這次會議上，區縣官員爭議較多的，是關于土地的使用性質。

　　區縣官員希望能進一步放寬土地的農業用途。目前，利用耕地從事種植、養殖業，在全國各地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默許，但能否開展農產品加工、物流配送、興建農田水利、農業觀光等經營活動，尚未有明確的政策。

　　呂小隧稱，“市政府的意見是，可以靈活處理，但凡法律禁止的，都不要觸及。對重慶來說，要保證3300萬畝基本糧田、1150萬噸糧食年產量不動。”

　　《意見》最后實施效果如何，還在于區縣的操作。不過，呂小隧對記者說：“要明確的一點，就是土地流轉是農民的事，其流轉方式、流轉規模，最終決定權還是農民，政府不能包辦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