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良臣

　　北京的一家《青年周末》刊出一則報道，說是北京高中語文課本換血，除了將金庸的《雪山飛狐》替掉了魯迅的《阿Ｑ正傳》，另外還作了一些篇幅的調整，因而鬧出不小的動靜。

　　其實，換，是正常的，不換，倒非正常了。別的作者不說，就是魯迅在世，也未必就希望他的文字一直占據在教科書中。而況且不說魯迅作那些文字時是絕沒有想到將來要上教科書的，甚至一再希望他的文字“速滅”。八十余年前他在《寫在〈墳〉后面》就說：“惟愿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曾經活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干歲月，又當化為煙埃，并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

　　現在的問題不是換不換，換上什么，又替掉什么，而是那幾個編委對他們的這種換自我感覺良好，總覺得他們不論替掉的或是換上的都是應該的。這就讓人覺得有幾句話想說。

　　我當然知道，這些編委們即使不能算是“各學科的帶頭人”，也都是在自己的專業上“有兩把刷子”，即這編委不是誰想做就能做得了，或說誰想做就會讓你做的。

　　不過，只要承認，是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好惡，編委們也不可能例外的話，就應該想到不論替換掉的還是新換上的——特別是新換上的——都是這幾個編委的“意思”。我敢說，隨便再挑幾位別的編委過來，不論是替掉什么還是換上什么，肯定與這幾位編委的有所不同。

　　我們先來看看為何要換上金庸的《雪山飛狐》，或說這《雪山飛狐》是如何替換上的。報道中這么講：“《雪山飛狐》進入這次北京版的高中語文課本，并非偶然。”為何“并非偶然”呢？原來“編委中有不少金庸迷，62歲的薛川東說自己就愛讀武俠”。我們從這篇報道中看得出，薛川東不是一般的編委，而是很有點“核心”的味道。既然這教材編委的“核心”就是一個金庸迷，在所編的教材中上一篇金庸的作品，豈不是“小菜一碟”。當然，更重要的是，這編委中還并非一個“金庸迷”，而是“有不少”，“編委之一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孔慶東，是個知名的‘金迷’，曾多處舉辦關于金庸的講座，出版過《笑書神俠》等金庸研究著作。他做客人民網時，曾提到金庸塑造了不少‘相當高明’的中國人形象——既有韋小寶，也有康熙；既有張無忌，也有張三豐”；這還不算。“這次把金庸武俠小說推上教材的，不是孔慶東，而是67歲的北京版語文教材主編顧德希。”報道中“薛川東笑著這樣介紹：‘顧老師可是金庸的“粉絲”。’”讀到這里，對于上這篇《雪山飛狐》，你還有什么話說？顧老師的年紀并不重要，是不是金庸的“粉絲”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北京版語文教材主編”，是“北京四中的特級語文教師，北京市中學語文學科帶頭人”，有了這些，“顧德希親自推薦了《雪山飛狐》中的這一段”，才能“最后被確定下來”。

　　這本武俠小說好不好，在下沒看，不便置喙。既然“編委中有不少金庸迷”，這讓我相信，這本書確實能吸引一些人，或說肯定有不少人很喜歡；然而我也確切地知道，對金庸的武俠小說，確實也有不少人不喜歡，甚至很厭惡。這從一些網友的跟帖中是能看得出的。比如一位叫“007”的網友就是這樣說的：“金庸是無法和魯迅相提并論的，魯迅是一根針，專刺人最痛的地方，他讓人們在墮落地活著的時候還不至于絕望；金庸更多的是像在一些腐敗的僵尸身上套上一身華麗的官服，在滿足自己幻想的同時也讓很多人自我麻醉、自我滿足。”這種評語對不對，要看他說的是否事實。如果是，那么，在當下這個社會，我們是需要金庸還是更需要魯迅，也就不言而喻了。至于像文化學者傅國涌先生所說的“金庸作品進教材，至少傳遞出多元的信號”，并且這是“幾位在中學一線教語文的朋友”在“簡單討論過這個問題”時“幾乎一致”的意見，那就只能另當別論了。

　　此外，此次北京高中語文課本換血，還選入了《紅燈記》、《楊門女將》等京劇選段，而“過去的經典戲劇作品《雷雨》，則在這套教材中消失了”。

　　為何要讓《雷雨》消失呢？報道中語焉不詳，大約“正如該教材編委薛川東所言，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教材；教材的變化，往往折射著時代的變化”吧。

　　至于為何要換上“京劇選段”，“薛川東說：‘我們覺得，京劇作為國粹，也該受到學生的關注。的確是語文該承擔的事情太多了。剛好這兩篇也寫得比較好，很不容易。’”但我想，就因為是“國粹”，就是選進教科書的理由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中國的“國粹”多了去啦！一些，或說也不知我們有多少所謂的“國粹”也正在走向死亡甚至滅絕，我們又如何去搶救？這且不說，讓我們現在先來看看這“國粹”是否“也該受到學生的關注”，或說關注它又有什么意義。

　　據知，中國傳統戲劇藝術，是歌、舞、劇三者的結合體。從周秦時期的“優伶”、到漢代的“百戲”、再到元代的“雜劇”，幾千年來發展至今，形成了中國戲劇的眾多傳統劇種。然“發展”到今天，如果實事求是地說，在全國能叫得響的不是很多，也就那么十幾二十個。我注意到，2001年11月下旬，在南寧落下帷幕的第七屆中國戲劇節上，也只展演了36出劇目，涵蓋的也只有22個劇種。這二三百種也好，這十幾二十個也罷，說句不太客氣的話，都是在作“垂死掙扎”。我們現在是拼命努力想把一些劇種保留下來，“發展”下去。然卻事與愿違。

　　自己曾在1992年《南方周末》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戲劇不易改良》中引用我國戲劇研究專家徐城北先生舉的例子，說是一個京劇團原本想去外地演出賺一筆，不想后來連回程的路費也沒掙著。后來，央視《東方之子》節目采訪評劇藝術家、后改行演小品且名滿全國現已去世的趙麗蓉，問他對當前戲劇的現狀有什么看法，這位藝術家咂了咂嘴：“我琢磨戲劇還是要改。”至于如何改，她至死也沒說——想也說不出。從央視《東方之子》2000年10月17日播出的節目中看到采訪中國京劇院院長吳江，這位院長也認為：“京劇如跟不上時代發展，不合社會潮流，完了就完了唄。”張中行先生在他的《文言和白話》一書中講“變文”時有這樣一小節話：“夸張，繁復，繪影繪聲，多不合實際，都是變文的舊傳統。近年來有些人注意這類通俗作品，有的人并且多方搜集，編為目錄。但究竟愛讀的人不多，所以沒有輯本或選本出版。”還有梁實秋先生在《聽戲》這篇文章中更是反對喊改良戲劇：“我只知道一種藝術形式過了若干年便老了衰了死了，另外滋生一個新芽，卻沒料到一種藝術于成熟衰老之后還可以改良。”并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他又補充說：“我常想，我們中國的戲劇就像毛筆字一樣，提倡者自提倡，大勢所趨，怕很難挽回昔日的光榮。”為什么呢？“時勢異也！”幾年前，北京舉辦中國京劇票友大賽，筆者關注不多，更沒認真觀看，只是從“午間30分”的節目中知道，好像參加者年紀最小的只有四歲，年長的近八十歲，很是熱鬧了一小段時間；與徽班進京200周年紀念那陣子的熱鬧勁兒差不多，真是大有再次掀起京戲熱潮之勢。然而到底如何，看看“200周年紀念”之后，就不難得出答案。殷鑒畢竟不遠。此外，我還有篇《傳統戲劇的前途》，發表在當時的《太原日報》上，其中有這樣一層意思：

　　中國的京劇，誰都不能說不好。不好，還能叫“國粹”嗎？可好倒是好，我卻早就覺得：它們“至多是保留在博物館里，陳列在那兒，供后來的人們神往和懷念。我認為，戲劇一旦達到‘非常完美的境地’，也就老了，或說也就離‘死’不遠了。”即使成了國粹，說句該掌嘴的話，也還是“逃脫不了覆滅的下場”。“這樣說，也絕非是在詛咒戲劇。因為這是一種規律：‘完美’了，就不思改革，也很難改革。而不能改革，必然落后于時代，而作為一種文化藝術，只要落后于時代，也就沒有什么話好說，用句老百姓的大實話，便是‘除死無大災’”。

　　既如此，今天在教科書中換上這種“國粹”，怎么看，都不是“時代”的需要，也與“該教材編委薛川東所言”的“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教材；教材的變化，往往折射著時代的變化”不大吻合——我們總不能說在今天的教科書上換上“京劇選段”也是“折射著時代的變化”吧；極而言之，我們要讓那些孩子關注這樣的“國粹”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