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亮

　　近日，珠海市斗門區成裕新村村民代表經過商議，決定對村內街邊市場的豆腐攤“獨家經營權”進行招投標。在村支書的堅決反對下，“豆腐攤招標”一事作罷。（8月15日《珠江晚報》）

　　這個豆腐攤“獨家經營權”之爭，暴露了村民自治中的一些尷尬：此舉初衷是為籌資架設村里的路燈，本無可厚非；但法律人士明確表示，該招標行為不具有法律效力，亦即村民代表過度地行使了自己的“話事權”，對豆腐獨家經營權進行招標已超越了村民代表的權力邊界，甚至已經違背了相關法律規定。

　　這種尷尬也讓我們倍感尷尬，為何行善初衷會在行動中走樣，而且看起來還自然而然？很顯然，這種尷尬絕非個案，放在全國村民自治大背景下看，或許會有很多值得我們總結的東西。

　　以成裕村為例，最初，對于該村的瑣事，村委會一般指派新村代表直接負責，漸漸就演化成新村代表商議新村事務，且作出的決定一般很少被駁回。這里我們就可以發現一個問題，其實可將這幾位新村代表看成一個權力行使主體，一元化權力使他們宛如一人，因其具有較高的威望，凡事決策權都掌握在他們手中，從而很容易就控制了村子。

　　這個事實表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所規定的農村權力構造在實際運行中發生了巨大的偏離，鄉村中的公共權力并沒有為廣大村民享有，而是被類似的代表們“代表”村民行使了。可以看出村民自治中現實的權力運作狀況為：村民集體的自治權異化為某個人或某個小圈子小集團的絕對權力，之后出現的各種路徑，沒有一條是直通村民、集體的利益的。權力集中而沒有制約，很容易導致當權力能帶來直接經濟利益時，立即“失節”。沒有制衡的權力很容易迷途，很容易被經濟利益所誘。在此“豆腐案”中，權力失節還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為了籌資架設村里的路燈，但這無疑是個危險信號，誰也難保長此以往，權力失控后不會反噬村民利益。

　　村民自治不是自生秩序，而是應作人為的制度設計。通過以上案例我們已看到，由于制度的路徑依賴和市場經濟下的巨大利益驅動，在法律規定存在致命缺陷并缺乏保障實施機制的情況下，自治權輕而易舉地被架空了。權力制約的緊迫和重要，迫在眉睫。

　　因此，只有科學地建構村民自治中的權力關系，借助于社會輿論的監督和宣傳有效地調動農民主張權利，通過建構有效的司法保障體制給他們權益表達的渠道，并通過成立農民的經濟社會組織，增加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博弈能力，才能有效地制約公共權力，不再使個別村民代表過度地行使“話事權”，從而使權力真正為村民所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