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跨國公司的外包策略相比，國企的“外包活動”隱含了更復雜的危機因素

　　國資“民兵”背后的企業社會資本

　　商亦有道

　　鮑勇劍

　　被錯誤理論所武裝的實踐更具有破壞性。最近我就碰上一樁。

　　班上的老吳是一家“國資”號的通訊大企業的分公司經理。店小利潤高，二千人的分公司每季度卻有上百億的收入。案例討論時，老吳抖露出細節：他還有一萬“民兵”(合同工)，這些人由關聯企業雇傭，但專門并全職為老吳的通訊公司服務。用剛剛學習的科斯原理，老吳自信地解釋了外包策略如何幫助他的企業降低交易成本，特別是談判成本和解約成本。利用有單向依賴關系的關聯企業，通訊公司可以用市場化的手段來對付“民兵”，從而避免了正式雇傭的各種管理風險。在贊揚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之余，老吳還坦承，效仿美國公司的國際外包策略，許多中國大企業創造了不少國內外包的新模式。

　　這樣的外包策略，在美國和印度之間能做，但中國的大企業卻不可學，受“國資委”領導的企業更不可為。在同一國度，低成本的外包策略有著高昂的社會代價，它損害了經濟體制的公正性，并導致不同類別員工的畸形心理落差，損害外包員工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同為一個社會的公民，由此而來的各類社會成本也攤派到每個人的頭上。

　　跨國界的外包可行，不僅因為有核心競爭能力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它基于二種有地理和心理距離的社會契約。美國向外轉包的非核心業務不但提升了自己的競爭能力，也為承包國創造了更好的就業機會。它基本上不違背發包社會的主流利益，更受到承包社會的主動歡迎。在美國企業節約成本的同時，至少為印度創造了社會收益。因為二個社會的距離，外包的經濟活動沒有挑戰任何一個社會的政治秩序，也與各自的社會心理約定相兼容。

　　但是，當外包為社會制造了新的成本，而個體的企業又無須為它們制造的社會成本負直接經濟責任時，情況就改變了。如今，從CNN到國會，整個美國都在討論外包引起的國內失業對美國社會制度和公民心理健康的影響。2006年的世界管理年會(Academy of Management)也專門開了個分會場，討論外包，失業員工的心理疾病，和各類社會成本之間的關系。持不同觀點的人至少同意一點：經濟活動這條“魚”不能脫離普遍社會心理約定這泓“水”，由企業經濟活動引發的社會成本值得深度關注。

　　與美國的情形相比，國資企業的外包活動隱含了更復雜的危機因素。大多數國資企業都具有行業的壟斷地位，那常常是國家政策的規定。因此，除了正確的成本計算外，它們的外包策略還涉及到政策性壟斷的合法來源。它的唯一來源是公民通過國家行政機關的間接授權。“民兵”和“正規軍”的區別不僅扭曲了公民平等雇傭的權利，還自陷國資企業于不義，并為它們所享有的政策性壟斷制造了潛在的危機。在今天的輿論環境下，一次“民兵”工傷事故或解雇悲情就可能引發一系列的聲討，進而質疑政策性壟斷的合理性。那將直接影響這類企業生存的關鍵資源。討論至此，老吳的十指深深地埋入他濃黑的頭發里。

　　有社會影響力的企業往往致力于爭取社會大眾的心理支持，以增加社會福利為己任。所以，麥當勞與環保組織合作，從包裝到選料，不斷順民意而行；星巴克力爭成為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包括從故宮撤出它的連鎖店。大到麥當勞和星巴克的規模，企業已經鳳凰涅槃，超越了單純的經濟組織，成為當時社會體制的一部分。二十世紀初，美國汽車制造業流傳著一句名言：對通用有利的就對美國有益！到了那個階段，經營社會資本和商業資本同樣重要。對國資企業而言，由于它們享受的政策壟斷地位，經營社會資本就更加重要了！用簡單的交易成本的概念設計那樣的外包策略無疑是自毀江山。

　　一廂情愿的詮釋時常歪曲了理論的本意。所以，科斯不愿意被稱為交易成本的理論創立人。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科斯明確地申明了自己的關注點：如何在高昂交易成本的經濟環境中創造良性的合作機制，以求用最低的交易成本不斷降低社會成本。處于經濟形態的轉型期，中國社會也面臨同樣的命題。如果有社會影響力的企業(不僅是國資企業)愿意在實踐中共同創造良性的合作機制，在降低企業交易成本的同時不斷降低社會成本，那它們將給子孫后代留下生生不息的制度財富。

　　(作者任教于University of Leth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