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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制通貨膨脹是貨幣政策的中心目標”

　　——余永定談德國馬克升值經驗

　　本報記者 谷重慶 北京報道

　　·策劃語·

　　若考察貨幣升值，人們通常會把目光轉向日本。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大幅升值，往往被認為是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的禍因。

　　其實，貨幣升值本不應承受這些苛責。經濟走弱也不是貨幣升值的必然結果。

　　德國馬克的升值過程即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注解。

　　1960年代到1990年代，德國經濟與日本經濟非常相似，二者都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德國的順差規模在1965年后更是逐步擴大。與日本不同的是，德國的對外貿易更多地在歐洲國家占據較大比重，對美順差遠不如日本那樣集中。

　　在持續的貿易順差的推動下，馬克持續升值。從1960－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期間累計升值了1.79倍。無論是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還是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同期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過了日元。

　　1974年，德國放松外匯匯兌方面的管制。在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者之間，德國貨幣當局選擇了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讓馬克匯率自由浮動。

　　相同的開始，結果卻大不同。

　　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保匯率，最終反而觸發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而德國國內產出和物價都比較穩定，經濟長期保持了穩定的發展。

　　那么，德國經濟在這30年間經歷了怎樣的軌跡？德國如何在貨幣升值的同時保持經濟穩定？德國企業怎樣走出馬克升值帶來的出口困境？德國人在此期間又經歷了怎樣的思想變遷？對中國又有怎樣的啟示？

　　本期，“國際評論版”特別策劃“馬克經驗”專題，以期對人們理解當下的貨幣升值有所助益。

　　(馬娟)

　　德國央行始終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最重要的目標，或唯一的目標。而其他中央銀行則至少在某些時期游移于不同目標之間。

　　今年是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各大媒體相繼推出眾多該專題的策劃文章。而日本“失去的十年”也是經常被國人提及的前車之鑒。

　　現在，我們該談談德國了。

　　從1960－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累計升值了1.79倍。同期內，馬克經過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升值了1.43倍。與此同時，德國經濟并未出現劇烈的波動。

　　相對于上次專訪(參見本報2007年5月28日29版《“我不認為光靠貨幣政策能真正有效的抑制股市泡沫”》一文)的周折來說，這次的專訪非常順利。為了此次采訪，余永定還找來了一本836頁的叫做《德國貨幣50年》的英文專著閱讀。他甚至將書中一些重點的圖表和內容復印下來，遇到細節的時候，會給記者指著圖表詳細講解。

　　余永定在表達自己觀點的時候，依然是旗幟鮮明，沒有模棱兩可的表述。

　　在經過了與余永定接近兩個小時的交流之后，德國以“反通貨膨脹為綱”的貨幣政策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此，本報特刊登對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的專訪，請他來談談德國戰后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對今天的借鑒。

　　德國央行最重要的目標

　　《21世紀》：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德國較好的實現了本幣升值與經濟的平穩發展，沒有惡性的通貨膨脹和緊縮，那么在您看來，應該如何來看待這個例子呢？

　　余永定：德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由于惡性的通貨膨脹給納粹上臺創造了條件，最后給德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所以在德國文化中，形成了一種非常強大的意識，就是不能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因為它會毀掉這個國家。德國人把這種全民共識稱為“穩定文化”。

　　第二，它有一個獨立的中央銀行，就是聯邦銀行。央行本身又有相當強的獨立意識，而且德國政府和德國的憲法也賦予了它強大的獨立性。在這個銀行的信念里，穩定物價是最重要目標。“穩定文化”加上一個能保證這種文化得以變為政策的機構，這是德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不一樣的地方。

　　《21世紀》：同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相比呢？

　　余永定：現在西方中央銀行在反通貨膨脹和保持獨立性方面大同小異。但從歷史上看，德國聯邦銀行在這兩方面是獨領風騷的。它始終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最重要的目標，或唯一的目標。而其他中央銀行則至少在某些時期游移于不同目標之間。

　　《21世紀》：其他央行的貨幣政策還有什么目標？

　　余永定：我們這里是談最終目標。在相當時期內，大多數央行的最終目標是多重的。例如，日本銀行的最終目標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貨幣的對內對外穩定(匯率穩定)。而在德國所形成的傳統是，經濟增長和就業等問題由德國政府、特別是德國財政部來負責。對于聯邦銀行來講，它要為物價穩定負責，其他事并不需要它去管。這是德國一個很重要特點。

　　《21世紀》：上世紀70年代，德國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當時的情況是什么樣的呢？

　　余永定：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對黃金的自由兌換。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固定匯率制度)崩潰。德國馬克同美元徹底脫鉤是在1973年3月2日。

　　在此之前，為了支持美元，聯邦銀行不得不大量買入美元，投放馬克，引起流動性泛濫，通貨膨脹壓力上升。為了使聯邦銀行能夠獲得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要求讓馬克同美元脫鉤的呼聲高漲。當時執掌經濟大權的經濟部長施密特是反對讓馬克浮動的。但德國政府在1973年3月1日討論是否讓馬克與美元脫鉤這一天，正好施密特生病，沒有參加這個會。支持自由浮動的人趁機說服了大家，政府正式決定馬克對美元自由浮動。所以，德國并不是沒有支持馬克釘住美元的人、并不是不重視匯率的穩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聯邦銀行所面對的一個基本矛盾問題就是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之間的關系。匯率穩定始終被看作是貨幣政策的約束條件。匯率政策的變動服從貫徹貨幣政策(如完成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的需要。

　　《21世紀》：這是不是說他們基本上不考慮匯率政策對進出口的影響？

　　余永定：不是，它肯定是考慮的，企業界人士都希望匯率穩定。我想說的就是，在德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史上，保持貨幣的對內穩定、抑制通貨膨脹始終是最高目標。為了這個目標，可以犧牲匯率的穩定，而不是反之。

　　這個問題對中國來講是非常有現實意義的。因為，中國現在處于經濟偏熱時期。雖然通貨膨脹目前并不嚴重，但如不加以控制就會惡化。通貨膨脹是我們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危險。所以現在我們也面臨著德國當年(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問題。不能為了匯率穩定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政策應該從屬于貨幣政策。局部利益應該服從整體利益，近期、短期利益應該服從長期利益。就是說中國好不容易得來的一個穩定的通貨膨脹預期，絕對不能由于政策的錯誤，而讓它喪失掉。穩定的通貨膨脹預期喪失之后就很難再重新建立。

　　沒有一個穩定的通貨膨脹預期(3％左右)，經濟就喪失了進一步穩定發展的基礎，市場機制就會喪失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所以，人民幣不可以升值，應該讓物價上漲導致人民幣實際升值的建議，這是絕對絕對錯誤的，是違背所有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是沒有任何經驗支持的。說這種話完全是不負責任的。

　　《21世紀》：通貨膨脹對經濟的主要影響是什么呢？

　　余永定：首先要強調經濟學一個最基本的原理——所有國家貨幣政策的目標都是物價穩定。物價穩定并不是它不變，而是要保持一個比較低的通貨膨脹率。

　　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一個最基本的信號。在物價普遍上漲(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具體商品價格的變動就喪失了信號功能。資源就沒辦法合理配置了。為什么呢？例如，豬肉價格上漲了。在非通貨膨脹環境下，你可以容易地判斷，豬肉供不應求，在豬肉價格信號的引導下，養豬的投入就會增加，豬肉的供給也將隨之增加。在通貨膨脹環境下，沒人知道豬肉漲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豬肉供求關系的變化，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價格的普遍上漲。通貨膨脹把所有的價格信號都扭曲了，使所有的價格信號都失效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一旦形成通貨膨脹加速的預期，那通貨膨脹本身就是不穩定的。現在我說的通貨膨脹是穩定的預期，比如3％。假如今天3％，明天4％，后天5％，大家會有一個通貨膨脹加速的預期，整個經濟就有問題了。為了保值，大家會拼命買東西，買房子，買股票。商品價格上漲、資產價格上漲，工資上漲，最后整個經濟就會因惡性通貨膨脹而崩潰。

　　所以，我認為那些建議用通貨膨脹來解決人民幣升值問題的建議，是完全錯誤的。而且還有一點，就是如果你之所以害怕升值是因為升值會導致出口減少、失業增加，通貨膨脹導致的實際匯率升值的最后結果同名義匯率升值是一樣的。因為，真正影響外貿的不是名義匯率，是實際匯率。實際匯率就是名義匯率除上一個中外物價的對比。所以，實際匯率升值既可以通過名義匯率升值也可以通過通貨膨脹實現。無論是通過什么途徑，實際匯率升值的結果都將導致競爭力下降，出口減少。用通貨膨脹來維持匯率穩定，完全是本末倒置。同我們在前面討論的德國經驗完全相反。這種主張的結果只能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出口沒有獲得保護，國內物價穩定毀于一旦。如此，中國經濟就會出現比單純出口減少、失業增加大得多的問題。

　　升值短期內會對經濟增長不利

　　《21世紀》：我們還是回到德國的問題上，德國在上世紀70年代改為自由浮動匯率以后，馬克的升值總體上來說速度還是比較快的，但德國的貿易順差以及出口好像沒有受到實質性或者說比較大的沖擊，為什么？

　　余永定：德國的總體表現比較好，但也并不是一直都是貿易順差。從2001年以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部分都是正的。據我看的材料，有的說近年來德國經濟80％都來自于進出口的增長。那么就是說，在這段時間內，它的匯率對于進出口的影響應該主要看它的實際有效匯率，最起碼要看它的實際匯率，而不是名義匯率。

　　馬克已經不復存在，看歐元也不行，因為我們是在討論德國經濟。現在歐元一直在升值，但是實際匯率則不一定在升值。由于歐元區各國通貨膨脹率不同，實際匯率也不同。從德國來講，它的實際匯率是在貶值。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職工的工資增長速度在下降。那么，實際匯率的貶值，對德國凈出口的增加到底有多大作用？根據一些經驗研究，實際匯率的貶值有一些作用，但作用不大，導致最近幾年德國凈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德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經濟的增長和地區性國際生產網絡的發展。

　　對中國來講，凈出口對于匯率變動的彈性可能比較小一些，因為中國加工貿易的比例比較大。但是，也絕對不是沒有效果，如果它沒有效果，那為什么還要怕升值呢？現在學術界和媒體上經常同時主張兩個自相矛盾的命題。第一個是升值不會減少貿易順差，所以升值沒用。第二個是不能升值，因為升值會對我們的出口造成重大的不利影響，造成失業。這兩個論據是自相矛盾的，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到底哪個對呢？我們怎么那么不講邏輯呢？

　　我自己感覺升值肯定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在短期內會造成不利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的程度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比一般國家要小。一個例子就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周邊國家的貨幣都在貶值，中國沒有，那就等于是人民幣升值了。但是，中國的出口在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所占的比重并沒有顯著的減少。

　　《21世紀》：在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執行上，德國和日本有何不同？

　　余永定：剛才我說過了，德國首先有一種反通貨膨脹的傳統，也有一個聯邦銀行的制度來執行這個傳統，可以說是文化、制度還有認識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對穩定的偏好。

　　從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比較來看，德國的政策是相當穩定的，沒有犯像日本那樣的錯誤。1985年9月廣場會議的目的是通過國際協調促使美元貶值。1987年2月盧浮宮會議則旨在穩定美元。由于擔心影響國內經濟增長，美國不愿通過提高國內利息率的辦法來穩定美元，于是便對日本和德國施加壓力，要求兩國降低利息率。美國希望通過削弱日元和馬克來實現美元的穩定。由于擔心通貨膨脹，獨立性很強的德國聯邦銀行對此并不買賬。美國政府為迫使德國聯邦銀行就范所采取的強硬態度成為1987年10月紐約股票市場爆跌的導火線(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華爾街上的紐約股票市場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盤事件。道·瓊斯指數一天之內重挫了508.32點，跌幅達22.6％，創下自1941年以來單日跌幅最高紀錄，史稱“黑色星期一”——編者注)。日本銀行則聽話得多。在1987年3月，遵照盧浮宮協議，日本銀行乖乖把公定利息率降到2.5％的戰后最低水平。

　　德國人把升值看作一個鞭子來鞭策企業

　　《21世紀》：似乎很多經濟迅速發展的國家都會遭遇貨幣升值的問題。

　　余永定：1973年以后，德國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基本上處于緩慢升值的過程中。對它來講不是干預不干預外匯市場的問題，它是干預的，只是干預多和少的問題。干預了之后，必然會影響國內的貨幣政策，比如說它也采取沖銷政策，這跟中國現在的差不多。但是干預的程度并不是特別大，其中具體的表現就是它的外匯儲備并不是特別多。德國中央銀行的原副行長曾說，德國人把升值看作一個鞭子來鞭策企業提高生產效率。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鞭子，但咱們不用這個鞭子，而且制造一種幻覺就是中國不會升值，中國會扛住的，那么企業就沒有動力來提高效率了。所以說，對于升值，過多少年回頭來看，我們可能會發現，升值不會對中國造成什么了不起的影響。恰恰由于不肯升值，采取其他一系列的措施，結果就等于升值了，但這種措施不是市場化的措施，付出的代價反倒可能更高。

　　《21世紀》：我們看到，當時德國面臨著蒙代爾“三難悖論”(open－economy trilemma，即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維護固定的匯率制度、開放資本市場和實行積極有效的國內貨幣政策這三個目標)，最后德國的選擇是獨立的貨幣政策，資本項目開放了，匯率也變為浮動的了，您怎么評價這個選擇？

　　余永定：這個選擇是完全正確的。

　　《21世紀》：但我們也看到，面臨相似狀況的日本沒有這么做。

　　余永定：關于日本，需要強調的是，“廣場協議”后的泡沫經濟不是由于升值本身造成的。而是升值之后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的，而寬松的貨幣政策是為了應對日本當時的經濟衰退。但中國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中國現在是經濟趨熱，政府要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

　　《21世紀》：也就是說升值作為一種緊縮的政策正好可以對經濟過熱進行抑制。

　　余永定：對，就是這樣。為什么麥金農(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編者注)反對人民幣升值呢？因為升值對經濟有抑制作用。如果中國經濟處于通貨收縮期間，升值之后，通貨收縮可能更嚴重。現在是經濟趨熱或者過熱時期，升值正好是澆一盆涼水下去，是最好不過的時候，再也沒有比現在更好的升值時機了。

　　最值得借鑒的德國經驗

　　《21世紀》：還有一個問題，德國在匯率市場化的同時也開放了資本賬戶，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余永定：對于德國來講，開放資本賬戶的主要指導思想是管制會造成扭曲，造成資源誤配。為了減少對市場的扭曲，應該開放資本市場。但是，開放了資本市場、資本自由流動之后，又要想讓貨幣政策獨立，就必須讓貨幣自由浮動。

　　現在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應該放松資本管制，鼓勵外資流出，這樣可以減輕對匯率的壓力，我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首先，作為一個原則，我們必須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同時我們又要保持幣值的穩定。那么，我們就應該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管制。實際上外管局也是這么做的。

　　《21世紀》：現在放開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不正是為了讓資本更自由的流動，以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嗎？

　　余永定：現在的問題是，如果QDII真能夠出去的話，是能夠減輕升值壓力，但這是在有管理的情況下，跟資本賬目自由化不是一回事。現在的關鍵問題不在這兒，QDII暫時沒什么大作為，誰那么傻，現在去投資外國資產？關鍵是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現在要對它有所控制，不能讓它大量進來。在QFII之外，從其他地方流進來的也很多，那中國就更需要堵了。如果堵不住，就讓人民幣升值，升值之后中國資產貴了，外國投機者可能就不買了。中國現在拼命壓低自己的價格，那不是引誘人來買嗎？然后再放松對資本流動的管理，那不是等于降低了外國投機資本套利出逃的成本嗎？

　　《21世紀》：以德國當年的經驗來分析，您覺得匯率在開放的過程中應該注意什么呢？

　　余永定：在實踐過程中，有的時候，也要在國內貨幣政策和匯率之間做某種平衡，并不是那么絕對的書呆子式的。德國當年在實踐中也干預外匯市場，特別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馬克匯率屬于蛇形浮動。

　　但我覺得現在看匯率問題，都不用去遠看德國、日本或者過去，你就看現在的韓元升了多少？

　　在關于人民幣升值問題上的最大誤區就是：認為升值對美國有好處對中國沒好處，升值是屈服于美國壓力。我希望再次強調，盡管人民幣升值會帶來陣痛，但升值符合中國自身的長遠利益。不能因為人家讓你升值，你就偏偏不升值。當然，具體怎么升，升多少，這個問題可以另行討論。

　　《21世紀》：今天談了很多德國的經驗，那么您覺得這其中最值得其他國家借鑒的是什么呢？

　　余永定：第一，堅持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受任何外部壓力的影響；第二，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中央銀行的中心目標，其他目標可以為這個目標而犧牲(或由其他部門負責)；第三，形成非常強的文化和制度保證。否則再好的政策也難于得到貫徹。我認為這最后一點是特別值得中國借鑒(但不是照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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