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了電腦和手機視屏溝通的消費者，他們的閱讀和思維也逐級形成“屏視”的偏好，古漢語和竹簡背后蘊藏著數碼時代最稀缺的文化資源。

　　美麗的中文

　　高亦有道

　　鮑勇劍

　　五年前，在外企工作的穎文告訴我：“最近用英語做夢了！”稍許停頓后，穎文又略為得意地補充道，“倒是講中文有點awkward(笨拙)，感覺比較strange(陌生)。”五年來，在我訪問過的各類企業中，穎文從典型變成非典型。一個“穎文”部落正處呈現中。他們選擇的工作語言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企業的文化和策略。

　　語言和文字反映了人們的思維和心理認同。它們在執行溝通任務的同時改造著溝通者的認知習慣，價值偏好，以及下意識的行為。全球IT部門的人員極其容易溝通，因為他們都使用同樣的語言系統；醫學院里，西醫和中醫總有磕磕碰碰，世界觀不同，語言有差異，行為也難得一致。所以，戴爾要求它的供應商必須使用它的內部聯網語言。這不但提高了信息流暢的程度，也提升了他們對“同一條

供應鏈，同一個夢想”的認同。

　　選擇溝通的語言并不止于功能的考慮，也不會僅僅是中性的方便之舉。在選擇中，主動與被動，中心與邊緣，施影響的和被影響的，就逐漸地演繹出來了。拿中國俗語來說事兒，“搞掂”、“忽悠”、“不靠譜”、“倒江湖”，這一系列流行語折射了當時的各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力。在全盤通用英語的企業里，中外員工之間，員工與中外客戶之間往往有溝通的差異。因為起始的態度、立場，和心理定勢不同，表現出的行為和結果也就不一樣。中國的許多五星級賓館成為這個假設的最好的實驗室。使用英語或漢語，同一位顧客受到的服務經常不一樣。在中外合資企業工作的干部常有這樣的經驗：類似的管理要求用不同的語言表達，效果也不一樣。在一些員工的潛意識中，英語往往和“國際”、“世界”、“先進”、“優越”、“成功”、“身份”、“欣賞”等心理片段聯系在一起，成為自我認可的來源。

　　如果外語能夠激發正面的心理聯系，如果中文無法表達起源于西方的現代企業管理思想，那么我也會衷心地擁護一國二語：生活用漢語，工作使英文。

　　事實上，我們正逐漸喪失識別、使用、欣賞中文的能力。它恰恰是中國企業超勝競爭者的優越文化資源。我們今天能看見的最早的漢字是甲骨文，它有300多個主體符號。由之，我們能辨認出1500多個字。接著是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有3700多個。到了秦漢的小篆，約有8700多個字。它們是今天中文的起源。

　　與其它文字相比，中文是少有的取象于天地，來源于生活，升華至“形、音、義合一”的圖形符號。一種語言，如果只有抽象符號，它容易普及，但不能獨立傳神。例如，英文單詞的“推”和“敲”無法表達賈島的詩

性感受。如果只有圖形，它能成為通靈的信物，但難以廣泛溝通。例如，北美土著人的圖騰只對本部落的人有傳神效果。二者的優勢，中文則兼得之。作為形、音、義一體的圖形符號，它可以向不同理解能力的人傳遞不同層次的技術信息和藝術信號。例如，“危機”可以理解為“突發事件”、“蓄發傾向”、“創新的機遇”。

　　中文還能微言大義。例如，《左傳》中的《曹劌論戰》僅用222個字。它不但把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端、發展、高潮和結局生動地描寫出來，而且精辟地闡明了“一鼓作氣”的戰略思想。與英文相比，中文更具有“信、達、雅”的溝通優勢。

　　中文常被比喻為是“士大夫”文字，因為掌握它需要更多的前期學習投資。有趣的是，學習投資和心理承諾成正比。對管理者而言，他們的挑戰不是讓它更容易，而是讓它更值得。在推動中文管理思想體系時，企業除了要宣揚它的技術功能，還需要讓參與者欣賞其中的藝術美妙。在長沙博物館，人們可以觀賞到漢代馬王堆的竹簡。看那十厘米長，半厘米寬的竹簡和用它們來記載的五千字的《道德經》，我可以感受到千年輪回的文字復興。當消費者習慣了電腦和手機視屏形式的溝通后，他們的閱讀和思維也逐級形成“屏視”的偏好。它恰好與形、音、義一體的圖形符號相吻合。古漢語和竹簡背后蘊藏著數碼時代最稀缺的文化資源。把它發揚光大是我們共同的歷史責任。

　　(作者任教于University of Leth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