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唐瑋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是什么？在第三屆中國經濟50人田橫島論壇上，專家們認為是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投資與消費的結構、社會轉型和國際化與金融開放問題。

　　公平收入分配

　　應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認為，宏觀調控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框架，否則對形勢判斷就可能出現問題，由此采取的措施可能會損害國民經濟的有序增長。

　　“

宏觀調控幾乎成了人人都說的一個詞，但是我們注意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門在說的時候概念不統一。” 李揚說，“如出口問題，很多人認為出口很多造成了外匯儲備增長很快。高出口確實遇到很多問題，但是如果把出口和國內儲蓄過剩聯系在一起，可能就不高。”

　　李揚認為，公平收入分配，應當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數據顯示，居民儲蓄率還在下降，而居民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它的比重在下降。企業儲蓄是上升的，政府儲蓄也急劇上升。政府深入地參與了初次分配，企業也參與了初次分配，從資金流量表可以看出，再分配是負的，也就是說政府多收了一部分資金。由此而知再分配中，政府是負作用，并沒有改善再分配，而是加劇了再分配的不公。”

　　他指出，需要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公平收入的目標是長期任務。措施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提高收入，不只是農民工，還有一般的就業者。第二，全面向公共財政轉型，增加社會各種福利支出；增加社會消費，改變很多地方打著增加社會消費的名義來增加社會投資的現象。

　　汪同三也認為，儲蓄率問題的解決方向，一是投資，二是國際收支或者對外貿易。未來十年，如何調整消費和投資的比例關系將是一個大問題，解決之道就是公平收入分配。

　　金融開放免不了

　　逐步放開金融管制

　　“未來十年如果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地變革，中國將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的。因為在現代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過程當中，各國的競爭，除了科技、生產能力的競爭以外，在資源的配置上，金融體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說，未來十年各國經濟的博弈是金融的博弈。

　　而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認為，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我國不能夠完全開放資本市場，雖然開放是必然的趨勢，但不要在政策上主動推動。“國際投資者希望進入到中國來，拿走金融股權，然后在金融股權拿到手以后，就可能通過對中國金融周期有意識地控制來‘剪羊毛’”，王建說，應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始終把這道防火墻保留著，或者我們給發達國家打工，在內部能夠保持平穩的前提下，讓其用債權方式進入，這種方式使得中國能獲得長期的主動的地位。然后在這個過程當中做大中國的金融市場。

　　吳曉靈則指出，這個想法在短期之內是可以的，但是現在各種要素都已經全球配置，如果我們不充分利用金融工具，來促進優化資源配置和在全球配置資源的話，將對今后的發展形成很大的制約。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認為，要防止金融開放帶來的安全隱患，中國只需要要牢牢掌握金融基礎設施——金融計算系統、交易系統、托管系統、征信系統、信息系統、產品權系統。

　　吳曉靈認為，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只能是加快對內的金融改革。具體地來說，應該放松對內的金融管制，促進要素市場配置和要素的跨國配置，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金融自主權，應是政府主導以避免改革過程中的風險。第二，放松對內管制，加強金融監管協調，轉變金融監管的理念，樹立功能監管的理念。

　　順應城市化發展的要求

　　“如果德國想保持世界經濟強國的地位的話，最主要的缺陷和挑戰是沒有世界一流的超大級城市，所以德國可能會把很多的精力放在重新提高城市的集中度和國際競爭力上。對于中國來說，人這么多、地這么少，這么缺水，現在的城市布局又是高度分散的，城市化的路到底怎么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提出。

　　吳曉靈的另一個身份是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她認為，應該順應城市化發展的要求，增加財政公共產品的供給，促進

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把農村的勞動力吸引到城市來。努力實現農民工真正成為城市居民。還需要建立生態補償的轉移和機制。

　　“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并讓農民真正在城市里生活下去，必須淡化農民的概念。取消戶籍實際上是實現不了的，因為戶籍問題最根本的含義，在于具有城市戶口的居民享有的教育、衛生、公共設施的水平要大大高于農村人口。但要逐漸建立適應農民長久居住在城市中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