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陳寅恪 資料圖片

　　文／劉夢溪

　　·編者按·

　　陳寅恪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象征，讀陳寅恪，能夠感受到他執著堅毅的精神，也慨嘆于他自由獨立的思想，還會感受到他內心深處蘊藏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哀傷和哀痛。

　　從清末戊戌變法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近百年來中國所經歷的巨大變故都為陳寅恪所親身經歷，作為歷史學者，他對這一切都有深刻的記憶。是什么樣的“記憶”使得陳寅恪如此哀傷以至哀痛？從根本上講，陳寅恪“哀傷”的“記憶”，都與百年中國的文化與社會變遷以及他的家族的命運遭遇有直接關系。

　　本期繼續刊登劉夢溪先生的文章《陳寅恪的“自由”與“哀傷”》，這里刊登的是文章的下半部分，詳細講述陳寅恪充滿哀傷的記憶。

　　6.《哀江南賦》：“今典”與“古典”重構歷史的生命

　　陳寅恪先生為學的獨特之處在于對吾國傳統解釋學的豐富與發揮，也可以說他一手創立了中國近代的文本闡釋系統。

　　王國維逝世的第二年，有羅振玉編輯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付梓，五年后又有胞弟王國華及弟子趙萬里等編印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問世，陳寅恪先生在為《王靜安先生遺書》所撰之序言里，把靜安(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因此人又被稱為海寧——編者注)之學的內容和治學方法概括為“三目”，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異文互相釋證，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并說，“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范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寅恪先生的為學方法自然也未“遠出三類之外”，但他的獨特之處在于對吾國傳統解釋學的豐富與發揮。也可以說他一手創立了中國近代的文本闡釋系統。不妨先看看他為文本闡釋設定的一種詮釋理論，這就是他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提出的：

　　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者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之目乎？

　　這段文字中有三個關鍵語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一是“了解之同情”，二是“窺測其全部結構”，三是“真了解”。“了解之同情”是今人對古人和古人的學說的態度，也可以叫做闡釋的態度；“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是闡釋的方法；“真了解”是闡釋的目的。陳寅恪先生游學歐西有年，掌握多種西方文字，其受西學之影響自不待言；但其著述全然是中國作風，幾乎看不到西學的痕跡。但此處講闡釋學的理論，其第二項關于闡釋的方法，曰“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卻無意中露出了西學的“馬腳”。“結構”一詞，出自西學原典，是西方解釋學的關鍵語詞，中國傳統典籍沒有見過這樣的說法。那么，怎樣才能“窺測其全部結構”呢？寅恪先生提出一特異的觀點，即認為闡釋者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這是我們無論在任何東西哲人的著作中都找不到的命題。

　　陳寅恪一生為學不離“釋史”兩個字，而“釋史”的途徑就是通過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歷史資料的“殘余斷片”，來重建歷史事實真相的全部結構。他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專著以及許多單篇考辨之文，無一不是如此這般“釋史”的典范，而實現了對歷史真相的“真了解”。時賢于寅恪先生釋史過程所使用的“以詩證史”的方法著論較多，茲不贅論。僅就其“詩文證史”之“今典”和“古典”學說，略做陳述。1939年他在昆明西南聯大撰寫的《讀哀江南賦》一文，最早提出古典、今典的概念。他在文中寫道：

　　解釋詞句，徵引故實，必有時代限斷。然時代劃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

　　寅恪先生把“古典”和“今典”的義涵界說得很明確，即古典是詞句故實之所從出，今典是作者所經歷的當日之事實。庾信《哀江南賦》結尾四句：“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前兩句用漢李廣家居時夜獵灞陵的古典故實，后兩句用楚頃襄王太子完在秦國為人質的故實，這對長期去國、羈留長安的庾信來說自是貼切。但寅恪先生認為，此四句中尚有“作者當日之時事”即“今典”存在。就是當后來周、陳交好之際，陳文帝之弟安成王頊得以還國，陳宣帝提出羈旅關中的庾信、王褒等仍然有懷念故國的心情，所以賦中“猶是故時將軍”，固然包含庾信自己曾是故梁右衛將軍的“今典”，“布衣”、“王子”等說法，也是對陳宣帝“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的回應。這樣，庾信在賦中就不僅表現出自己的鄉關之思，而且流露出歸心之疾了。陳寅恪就這樣通過對庾信《哀江南賦》的古典和今典的疏解，重建了羈旅長安二十五年之久的庾信心理情境的歷史真相。

　　《柳如是別傳》對錢柳(即錢謙益和柳如是——編者注)因緣詩所涉古典和今典的辨認與疏解更具有系統性。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緣起”章提出：“自來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后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而“解釋古典故實，自當引用最初出處，然最初出處，實不足以盡之，更須引其他非最初而有關者，以補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辭用意之妙。”又說：“若錢柳因緣詩，則不僅有遠近出處之古典故實，更有兩人前后詩章之出處。若不能探河窮源，剝蕉至心，層次不紊，脈絡貫注，則兩人酬和諸作，其辭鋒針對，思旨印證之微妙，絕難通解也。”

　　明南都傾覆之后，錢柳的有關詩作不少都與反清復明活動有關聯，往往今典、古典交錯互用，給箋釋者造成一定困難。錢謙益的《錢注杜詩》是一顯例。所以寅恪先生說：“細繹牧齋(錢謙益號牧齋——編者注)所作之長箋，皆借李唐時事，以暗指明代時事，并極其用心抒寫己身在明末政治蛻變中所處之環境。實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柳如是別傳》既是陳寅恪以詩證史的杰構，又是辨認和疏解古典和今典的文本闡釋范例。

　　7.《柳如是別傳》：“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

　　《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一生著述的集大成之作，其書寫的旨趣是“借傳修史”，他的史學理念、治史方法、學術精神，都在此書中得以集中凸顯。

　　陳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別傳》，其歷史書寫的旨趣是“借傳修史”，即通過為一代奇女子立傳來撰寫明清文化痛史。如果易名為《明清易代史》也名副其實。當然寅恪先生不會同意易名，他寧可叫做《別傳》，也不愿意修一部類乎所謂“正史”的史著。論者多有為陳寅恪先生未能寫出一部通史而遺憾者，可是這部八九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其價值絕不在一部通史之下。雖然通史之作和斷代史之作，在書寫體例上宜有不同，但修史之功力和價值卻可以比較。《別傳》是陳寅恪一生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他的史學理念、治史方法、學術精神，都在此書中得以集中凸顯。《別傳》也是陳寅恪一生學問的結晶，此有第一章“緣起”所說，著書目的之一是“欲自驗所學之深淺”可證。雖然，《別傳》的資料排比和詮釋方法與已往著述一脈相承，但所涉內容的復雜以及歷史場景的范圍，前此任何一部陳著都不能與之并觀。《別傳》同時也是著者寄托遙深之書，這有“緣起”章自述撰著目的時所說之“溫舊夢，寄遐思”為證。

　　至于《柳如是別傳》的卷首和書的中間，何以插入眾多著者的詩作，只要知道《別傳》不是尋常的史學著作，而是陳寅恪先生開創的一種史著新體例，就不會感到詫異了。關于此點，筆者曾撰《陳寅恪與〈柳如是別傳〉的撰述旨趣》一文，對之析論甚詳。而最早研究陳寅恪史學的余英時先生，不久前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的“書成自述”里，寫下一段極有體會的話：“更重要的是通過陳寅恪，我進入了古人思想、情感、價值、意欲等交織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國文化傳統及其流變獲得了較親切的認識。這使我真正理解到歷史研究并不是從史料中搜尋字面的證據以證成一己的假說，而是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窺測當時曾貫注于其間的生命躍動，包括個體的和集體的。”可謂知者之言。

　　詩無定式，史無定法。“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自然包括傳寫之不足，則論議之，論議之不足，則感嘆之，感嘆之不足，則歌之詩之等等。《別傳》卷前最后一首題詩的尾聯云：“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則寅恪先生不僅有預期而且有預見也。

　　8.“家國舊情”和“興亡遺恨”

　　陳寅恪的內心深處蘊藏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哀傷和苦痛，說到底，實與百年中國的文化與社會變遷以及他的家族的命運遭際有直接關系。

　　世間凡讀寅恪之書者，知寅恪其人者，無不感受到他內心深處蘊藏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哀傷和苦痛，而且哀傷的意味大于苦痛。按心理學家的觀點，“哀傷”和“記憶”是連在一起的。那么都是一些什么樣的“記憶”使得陳寅恪如此哀傷以至哀痛呢？說到底，實與百年中國的文化與社會變遷以及他的家族的命運遭際有直接關系。義寧陳氏一族的事功鼎盛時期，是1895年至1898年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時期，當時陳寶箴在其子陳三立的襄助下，湖南新政走在全國的最前面，梁啟超、黃遵憲、江標、徐仁鑄、譚嗣同、唐才常、鄒代鈞、熊希齡、皮錫瑞等變法人士，齊集右帥(陳寶箴字右銘，因此又被稱為右帥－編者注)麾下，以至于有天下人才都到了湖南的說法。改革措施不斷出臺，董吏治，辟利源，變士習，成績斐然。更有時務學堂之設、湘報館之辦、南學會之開，一時名聲大震。義寧父子“營一隅為天下倡”的理想實現在即。

　　但百日變政、一日政變的戊戌之秋突然降臨，慈禧殺譚嗣同等“六君子”于京師菜市口，通緝康、梁，陳寶箴、陳三立則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這一年的冬天，陳寶箴離開長沙撫院，攜全家老幼扶夫人的靈柩遷回江西南昌。當時陳三立大病，三立大姊痛哭而死，寅恪長兄師曾之妻范孝嫦(清末杰出詩人范伯子之女)不久亦逝。陳寅恪這一年九歲。而1900年農歷六月二十六日，剛住到南昌西山肙廬僅一年多的陳寶箴，“忽以微疾而終”(筆者曾撰文《慈禧密旨賜死陳寶箴考實》，對此一問題作了較詳盡的辨析考論，載《中國文化》2001年第17、18期合刊)。突如其來的“重罰其孤”，致使陳三立鍛魂？骨，悲痛欲絕。如果不是有所待，他已經不想活在這個世界。此后每年春秋兩季都到肙廬祭掃哭拜。眷屬和子女暫住南昌磨子巷，主要靠親友借貸維持生活。一個家族的盛衰榮悴之變如此之速，其所給予年幼成員的影響勢必至深且巨。

　　而國家在戊戌之變以后大故迭起。1899年，慈禧大規模清剿“康黨”，欲廢掉光緒未果，義和團開始變亂。1900年，慈禧利用義和團，激化了與西方諸國的矛盾，致使八國聯軍攻陷北京。1901年，清廷與十一國公使團簽定“議和大綱”，重臣李鴻章病死。1902年，倉皇出逃的兩宮還京。李鴻章之后的另一個重要人物袁世凱登上歷史舞臺。1904年，日俄戰爭在中國領土打起，結果日本占領更多中國領土。清廷在這一年開始赦免除康、梁之外的戊戌在案人員。1905年，廢科舉，設學部，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成立。1906年，宣示預備立憲。1907年，張之洞入軍機。1908年，慈禧和光緒均逝，宣統即位。1909年，張之洞病逝。1911年，辛亥首義成功。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清帝遜位。1915年，袁世凱稱帝。1917年，張勛復辟。爾后北洋政府，軍閥混戰，五四運動，溥儀出宮，國共合作，北伐戰爭。1931年，日本占據東北。1937年至1945年，全民抗戰。1945年至1949年，國共內戰。五十年代以后，則土改，鎮反肅反，三五反，院系調整，抗美援朝，公私合營，合作化，科學進軍，大躍進，鋤四害，反右派，反右傾，三年困難反蘇修，城鄉四清，文藝整風，直至“文革”大劫。此百年中國之一系列大變故，均為陳寅恪所親歷，早為目睹，后則耳聞。如果是普通細民或庸常之士，可能是身雖歷而心已麻木。但陳寅恪是歷史學家，而且是有特殊家世背景的極敏感的歷史學家。他對這些愈出愈奇的天人變故能不留下自己的記憶嗎？能不為之哀傷而嘆息嗎？

　　抑又有可言者，同為哀傷，宜有深淺程度之分別。陳寅恪之哀乃是至痛深哀。其所著《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有言：“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故此語雖為靜安而設，其普世價值與寅恪亦應若荷符契。所以《陳寅恪詩集》中，直寫流淚吞聲的詩句就有二十三聯之多。茲將相關聯句依《詩集》所系之時間順序摘錄如下，以見其至哀深痛之情狀：(括弧內是詩句的寫作年份)“殘域殘年原易感，又因觀畫淚癨瀾”(1913)，“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1927)，“樓高雁斷懷人遠，國破花開濺淚流”(1938)，“眼淚已枯心已碎，莫將文字誤他生”(1945)，“去國欲枯雙目淚，浮家虛說五湖舟”(1946)，“五十八年流涕盡，可能流命見升平”(1948)，“惟有沈湘哀郢淚，彌大梅雨卻相同”(1951)，“蔥蔥佳氣古幽洲，隔世相望淚不收”(1951)，“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1953)，“論詩我亦彈詞體，悵望千秋淚濕巾”(1953)，“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1955)，“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1957)，“開元全盛誰還憶，便憶貞元滿淚痕”(1964)。

　　陳寅恪不是一般的流淚，而是“淚癨瀾”、“濺淚流”、“淚不收”、“涕泗漣”、“淚濕巾”、“貯淚盈把”，可見悲傷之情狀和哀痛之深。這是很少能在另外的文史學者的文字中看到的。即使是現代的詩人、文學家，也不多見。南唐后主李煜有“以淚洗面”的傳說，但形諸文字中也沒有寫的如此泗淚滂沱。然則陳寅恪深度哀傷的緣由究竟為何？此無他，惟“家國”二字而已。故上引詩聯有“衰淚已因家國盡”的句子，他自己已講的非常清楚。

　　我十余年前寫過一篇《陳寅恪的“家國舊情”與“興亡遺恨”》的文章，解析《陳寅恪詩集》里所反映的他的家國情懷，曾舉出多組關于“家國”的詩句，如“家國艱辛費維持”、“死生家國休回首”、“頻年家國損朱顏”、“家國沅湘總淚流”等等。并且發現陳三立的詩里面，也不乏類似的句子，如“羈孤念家國”、“旋出涕淚說家國”、“百憂千哀在家國”等，父子二人都在為家國的不幸遭遇而流淚。陳三立的詩句是：“百憂千哀在家國”，陳寅恪的詩句是：“衰淚已因家國盡”，其措意、遣詞、指歸，以及情感的發抒，完全一致，哀傷的程度似乎也大體相同。所以然者，則是與陳氏一家在戊戌之年的不幸遭遇直接有關。故陳寅恪的詩句反復強調：“家國沅湘總淚流”、“淚與湘江一樣流”，明確透露出與此哀此痛直接相關的湖南地域背景。

　　陳氏家族的遭遇是與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慈禧政變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難以言喻，包括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等許多傷害國族民命的后續事變，都是那拉氏的倒行逆施結出的果實。因此陳寅恪作為歷史學者，他不僅有“哀”，其實也有“恨”。所“恨”者，1898年的變法，如果不采取激進的辦法，國家的局面就會是另外的樣子。他的祖父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就不贊成康有為的激進態度，而主張全國變法最好讓張之洞主持，以不引發慈禧和光緒的沖突為上策。這就是陳寅恪在《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第六節“戊戌政變與先祖先君之關系”里所說的：“蓋先祖以為中國之大，非一時能悉改變，故欲先以湘省為全國之模楷，至若全國改革，則必以中央政府為領導。當時中央政權實屬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變更舊制，光緒帝既無權力，更激起母子間之沖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也就是陳寅恪在《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一文里所說的：

　　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干宵之火，痛哭南歸。其后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后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陳寅恪對戊戌變法兩種不同的思想源流作了嚴格區分，以追尋使國家“大局遂不可收拾”的歷史原因。

　　9.陳寅恪的“哀傷”與“記憶”：“如今滄海已桑田”

　　正是歷史上無窮無盡的黨爭給國家造成了無數災難，陳寅恪所哀傷者在此，所長歌痛哭者亦在此。

　　1965年冬天，也就是陳寅恪先生逝世的前四年，他寫了一首總括自己一生的哀傷與記憶的詩篇，這就是《乙巳冬日讀清史后妃傳有感于珍妃事為賦一律》：

　　“昔日曾傳班氏賢，如今滄海已桑田。傷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黨錮年。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開元鶴發凋零盡，誰補西京外戚篇。”

　　這是一首直接抒寫戊戌政變對中國社會變遷以及對義寧陳氏一家的深遠影響的詩。首句之班氏即漢代的才女文學家兼歷史家班昭，作者用以指代珍妃。珍妃是戊戌政變的直接犧牲品，慈禧因光緒而遷怒珍妃，故庚子西行先將珍妃處死。第二句說珍妃的故事已經很遙遠了，國家如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三四兩句是關鍵，句后有注：“玉溪生詩悼文宗楊賢妃云：‘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云起軒詞‘聞說太液波翻’即用李句。”玉溪生是李商隱的號，寅恪所引詩句見于其《曲江》一詩，全詩為：“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鶴唳，老憂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李商隱詩歌集解》)注家對此詩諷詠內容的考證結論不一，要以寫悲惋唐文宗甘露之變者為是，寅恪先生采用的即是此說。

　　不過這應該是“古典”，“今典”則是文廷式的《念奴嬌》詞中與珍妃之死有關的“聞說太液波翻”句。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師，慈禧因不喜珍妃而牽及其師，早在政變之前就把文廷式趕出宮，并于政變后連發多道旨意，勒令地方督撫捕后就地正法。但當時正在長沙的文廷式為陳寶箴、陳三立父子聯手所救免，以三百金作為路資，使其先走上海，爾后逃赴東瀛。珍妃遇難，文廷式異常悲痛，作《落花詩十二首》為悼。另《念奴嬌》兩首也都關乎珍妃事。第一首有“杜鵑啼后，問江花江草，有情何極。曾是鄧前通一笑，淺鬢輕攏蟬翼。掩仰持觴，輕盈試翦，此意難忘得”句，自是回念珍妃無疑。后者即是恪先生所引錄者。至于“太液波翻”之典故義涵，只有用來比喻宮廷政爭一解。所以李商隱用此，指的是唐代與牛、李黨爭有關的文宗甘露之變。文廷式用此，指的是因帝、后黨爭引發的戊戌政變。那么陳寅恪詩中所傷心者(“傷心太液波翻”句)，實與文廷式同發一慨，正是戊戌慘劇而非其他。故第四句由戊戌之變想到了東漢的黨錮之禍，那次黨禍接連兩次，殺人無算。蓋義寧一家最惡黨爭，陳三立說：“故府君獨知事變所當為而已，不復較孰為新舊，尤無所謂新黨舊黨之見。”正是歷史上無窮無盡的黨爭給國家造成了無數災難，戊戌之年的所謂新黨和舊黨、帝黨和后黨之爭，則使中國失去最后一次漸變革新的好時機。陳寅恪所哀傷者在此，所長歌痛哭者亦在此。

　　所以《乙巳冬日讀清史后妃傳有感于珍妃事為賦一律》的第五六兩句尤堪注意：“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此不僅是這首詩的點題之句，也可以看做是陳寅恪全部詩作的主題曲，同時也是我們開啟陳寅恪精神世界隱痛的一把鑰匙。明乎此，則其晚年的著作《柳如是別傳》有解矣，他的一生著述有解矣，他的哀傷與記憶有解矣。詩的最后一聯：“開元鶴發凋零盡，誰補西京外戚篇。”蓋寅恪先生慨嘆，熟悉晚清掌故的老輩都已作古，誰還說得清楚當時宮掖政爭的歷史真相呢？當然我們的大史學家是洞徹當時的歷史底里真相的，他晚年撰寫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就是試圖重建歷史結構的真相的重要著作，雖原稿多有散失，但我們運用陳寅恪的方法以陳解陳，應大體可以窺知。《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寫于1965年夏至1966年春，《乙巳冬日讀清史后妃傳有感于珍妃事為賦一律》在時間上，相當于《記夢未定稿》竣事之時，故不妨看作是對《記夢》的題詩。因此補寫“西京外戚篇”的偉業，我們的寅恪先生事實上已經踐履了。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