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京專欄

　　近幾年煤礦業不太平，事故多，礦難不斷。人命關天，政府痛下決心，關閉一批私人小煤窯。關閉停產，當然可減少礦難。但問題是關閉了小的，大礦怎么辦？如果大礦再出事死人，怎么辦？很顯然，這樣用行政手段下猛藥，雖能治礦難，但對發展經濟不是上策。

　　不錯，當下的礦難，多數發生在私營小煤礦，給人的印象，私營小煤礦是萬惡之源。其實，這是一種錯覺。邏輯說，礦難事故，不僅與企業規模無關，與所有制也無關。起關鍵作用的，是礦主對生產安全的重視程度。

　　官方的權威數據，2006年1－8月，單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

礦難中，國有煤礦占了43％。如果把單次死亡人數提高到30人，國有大礦則占絕對多數。再看國外，美、英、德這些產煤大國，煤礦多是私營，而近幾年礦難的死亡人數，加起來，還不及我們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見，礦難與礦大礦小、國有私有無必然聯系。

　　國內礦難頻頻，說到底，是企業要追求利潤，而漠視安全生產。經濟學說，唯利是圖乃資本的天性。私營小礦主為多賺錢，必千方百計壓成本，可投資安全設施，會加大成本，擠占利潤，畢竟，礦難是小概率事件，不會天天有，礦主如此心存僥幸，自不肯在“安全”上花大錢，能省即省。退一萬步，即使出了事，死了人，不過是賠錢，由于賠償標準低，對腰纏萬貫的礦主來說，九牛一毛，沒有切膚之痛。

　　按經濟學的解釋，是國有大礦的管理層也要追求最大化利益。與私營小礦主不同，大礦賺錢雖不歸管理層個人，但企業效益好，亦是管理層績效的關鍵。

　　是的，重生產輕安全，是目前國內煤炭企業的通病。這些年，政府為減少礦難，也算煞費苦心。各地機構增配，擴編增崗；周報、月查、季檢，年度考核，層層把關；而且對國有大礦還實行“一票否決”。事實上，因礦難而被罰、被抓的私人業主，近年來為數不少；而大礦高管被撤職，也時有所聞。

　　更進一步的做法，我認為，目前礦主對安全生產不重視，歸總的原因，是法律對責任人懲處不力。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和施蒂格勒創立的BS模型指出，除法庭以外的執法體制與效率無關。意思是說，一個好的司法體系，只要有法庭執法即可，不必尋找其他執法方式。而這個結論的前提，是法律對犯法者的懲罰設計，必須具有足夠的阻嚇力，使所有人犯法的壞處大于好處，得不償失。

　　1968年，弗吉尼亞州的一個煤礦發生瓦斯爆炸，死亡78人，這是少有的惡性事故，舉國皆驚。不過當年美國政府的處理辦法，不是向全國派督查組，而是迅速通過了新的《聯邦安全與健康法》，1977年，又將該法修訂完善，更名為《聯邦礦山安全與健康法》。這是全面的礦山安全法規，其中很多標準，今天在全世界也是最嚴苛的。

　　比如該法規定：對造成惡性煤礦事故的主要責任人，可判終身監禁。不僅如此，礦主還得事先交納足夠的事故處理保證金，對遇難人員的賠償，高達100萬—700萬美元，而且還不包括對企業的巨額罰款。該法實施后，效果立竿見影，美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急劇下降；1993年－2000年，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未有一例；2004年，僅有28人因工傷不治死亡。

　　回頭再說中國。我們最大的問題，是至今尚未有相關的配套法律，礦工事故死亡的賠償，標準不清晰，而且數額過低，過去僅賠償幾千元，即便最近提高到20萬，對礦主來說，也是微不足道，根本不會傷筋動骨。刑法規定，

安全事故責任，最多判刑7年。而在執行中，很多礦主手眼通天，花錢打通關節，獲減刑或保外執行。正由于法律缺位或懲處不力，無奈之下，政府才不得已動用行政手段，對私人小煤礦一刀切，限期關閉。

　　關閉小煤礦，并不能治本。是否發生礦難，不在礦大礦小，也不在國營私營。再說，多數小煤礦，當初經由政府許可，人家又有合法的手續，說關就關，礦主的投資誰來補償？

　　減少礦難，依我看僅需一招，完善法制。古人說，治亂須用重典。是的，惟有嚴刑厲法，方可警鐘長鳴。比如，假若我們學美國的做法，對那些惡性事故的責任人，法律能判他牢底坐穿、傾家蕩產，這樣利劍高懸，礦主豈敢對安全隱患置若罔聞？要知道，小煤礦主不蠢，他們懂得權衡得失，只要生產不安全的成本大于收益，他們哪有漠視安全生產的道理？

　　(作者系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