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性過剩揮之不去，升值預期無法消除，國際熱錢源源不斷，部分行業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宏觀調控似乎走到了一個瓶頸口———

　　國家統計局昨天發布的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表明，

中國經濟偏熱跡象沒有緩解。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坦言，當前食品價格漲幅過高，房屋銷售價格還在上漲，流動性過剩仍較突出。

　　從流動性過剩現象看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挑戰，至少有三個熱點問題是我們不能回避的。那就是———為什么資產價格的漲幅超乎想象？為什么流動性過剩難以解決？為什么產業領域壓什么熱什么？

　　國家統計局昨天發布的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表明，中國經濟偏熱跡象沒有緩解。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坦言，當前食品價格漲幅過高，房屋銷售價格還在上漲，流動性過剩仍較突出。

　　流動性過剩揮之不去，升值預期無法消除，國際熱錢源源不斷，部分行業投資規模不斷擴大，這么多復雜的問題交織在一起，最經典的經濟學理論有時或許也解釋不清。

　　為什么有些宏觀調控舉措卻事與愿違？直擊當前中國經濟生活中的熱點話題，許多經濟學家試圖求解：是對宏觀大勢的判斷有誤？是調控措施的力度不夠？抑或就是中國的經濟問題過于特別？復旦經濟學院、復旦大學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創新基地主辦的“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從流動性過剩現象切入，大膽分析中國經濟現象，因為尖銳因為開放，一些疑問反而有了比較清晰或者說比較有說服力的答案。

　　價格為何漲不停？

　　國家統計局網上圖示的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走勢，清晰顯現的是一條“坡度不小”的上升曲線，這是今年以來居民消費價格水平居高不下的最形象注解。昨天公布的最新數據是，今年上半年CPI漲3.2%，漲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9個百分點。

　　其實不需要什么說明，老百姓實際感受到的情況也差不多，食品價格在漲，蔬菜價格在漲，油品價格在漲。至于投資成本最大的房地產，今年以來價格也是節節攀升，近期全國有些省市的漲幅甚至超過20%。

　　為什么價格漲不停？可以解釋說是因為通貨膨脹。但為什么有些商品賣不出價錢，而資產價格比如房子，漲幅又超乎想象？深入分析會發現，中國的價格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復旦大學袁志剛教授認為，按照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判斷，中國的CPI實際上是通貨緊縮的。但是中國的情況復雜在于它是一種剩余經濟（產品市場上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由于

匯率固定不能調整，導致形成了巨大的外匯儲備；但由于巨大的流動性，造成了對于資產的巨大需求，所以在資產市場，又是需求大于供給。需要強調的是，商品市場上總體是供給大于需求，但房產例外，因為它既是商品也是資產。中國的CPI增長要區分結構，袁志剛表示，大多數制造業產品并不是構成CPI增長的原因，造成CPI增長的因素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房地產，一是能源性產品。當然，一般性商品中也要特別區分工業制造品和其他商品，前者因為供應充分而沒有上漲的可能性或者說漲幅有限。

　　對于這一點，復旦大學華民教授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因為失業人口的大量存在，中國的價格傳遞在商品市場并不通暢。過剩的供給只有轉到資產市場，所以房產、

股票容易溢價。“中國的資產溢價在全球難以找到相匹敵者。房產價格也是如此。中國的房產市場，相當于三代人的收入在買一套房子———老一代首付，當代人按揭，房產價格怎么可能不上漲？”華民認為，這是由于中國一系列起飛增長當中的結構問題所造成的。

　　流動性為何過剩？

　　華民的基本判斷是，流動性過剩，從現象上看，儲備過多導致央行資產增加，在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下，必須轉化成央行的負債，那么就要發行貨幣。但本質上是中國經濟結構造成的。

　　我國的現實情況是，一方面內需不足，大規模的生產沒有大規模的市場與之相匹配，這是所有工業化國家都曾經經歷過的階段；另一方面又缺少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品，所以中國產品要出口只能做加工貿易，這樣就有了FDI。在沒有內需的情況下，FDI進來一定是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雙順差。這些原因加在一起，儲備肯定增加，而在資本項目沒有開放的情況下，央行只能發行貨幣，從而導致流動性供給增加。

　　上海財經大學丁劍平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的流動性過剩是世界流動性過剩的一部分，只是中國的這種現象較為突出，放在世界背景下，想要完全取消和改變流動性過剩是不可能的，只能稍加緩解。中國宏觀經濟最具競爭力的是勞動力，由于內需不足造成出口旺盛，這一事實近期改變不了。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石磊教授表示，工業化階段高增長是必然的，高增長帶來流動性過剩是必然的。他認為，現在流動性過剩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市場失去了“自我出清”的能力和機會，政府干預太多，很多地方還在用計劃經濟時代的思路去操控和管理市場，使得已經初步形成的良好配置資源的市場機制無法出清市場，從而問題日積月累。

　　為什么調控很難？

　　流動性過剩必然伴隨新一輪宏觀調控，專家們針對宏觀調控政策進行了深刻剖析。復旦大學殷醒民教授的話風趣而發人深省：實地調研發現，中央政府越要調控，地方政府就越想“大干快上”，否則緊縮政策出臺不虧了？政策打壓什么產業，企業就上什么產業，因為預期產品價格會漲么。石磊教授的分析與他相呼應：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是控制需求的，而從各國實踐來看，二戰以后凡是以控制需求為目標的宏觀政策，都效果不佳，中國以往也有過類似教訓。

　　聽從“市場的召喚”，是與會專家的一致呼聲。袁志剛教授說，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堪稱百年不遇，宏觀和微觀層面都相當好，不要過多進行緊縮型的調控，而是應引導解決經濟結構性問題，提高勞動力收入，創造內需，搞好監管和法制。同時，利用“人口紅利”結束之前的10年-15年左右時間，抓緊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復旦大學孫立堅教授認為，中國流動性過剩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應該利用財政政策來刺激產業結構和內需生成機制的盡快調整，配合貨幣緊縮政策和金融監管政策來緩解流動性過剩的沖擊，比如，配合外匯管理局嚴打熱錢流入、配合銀監局監管違規資金入市的行動，財政部可以及時增加某些受投機資金炒作、對泡沫現象嚴重的資產征收所得稅，等等。但不能將財政政策作為主要手段來沖銷暫時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否則高昂的成本不僅降低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和規范性，而且，也會給其他宏觀政策的有效實施設置不小的障礙。

　　華民教授對鼓勵“走出去”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說，在中國存在大量失業的情況下，必須防止產業空心化，中國企業的勞動要素密集稟賦決定了它們在中國最有競爭力，離開中國本土，很可能失去競爭優勢。而資本走出去走市場化的道路，必須讓企業去運作，而不是政府運作，這樣才能減少風險，防止被“圍剿”。

本報記者 鄭紅 馬海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