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握有社會權力，不愿意與人分享之時，歧視便產生了。他們中的成員總有一種優越感，看不起窮人，不公平地對待弱者，成為施加歧視者。而且既得利益者對自己歧視別人并不感到敏感。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概念：經濟核。資源配置處于經濟核時，不存在什么勢力或什么小集團對社會造成威脅，從而這個社會就比較安定。這就是為什么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社會秩序一般都比較安定，經濟發展平穩，人們安居樂業，很少有社會不穩的情況發生的深刻原因。

　　■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要求剝離附加在現行戶籍制度背后的種種利益，還原其“民事登記”和“統計人口數據”的本來面目，讓社會福利從戶籍制度中解放出來，面向社會全體成員開放，實行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當戶籍制度的福利功能消失的時候，就是中國式歧視消除之時。

　　■十七大前改革難點縱橫談

    賈品榮

　　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從理論上說，社會代價的后果應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絕大部分由弱勢群體來承擔；從理論上說，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由全體公民來分享，但實際上主要由既得利益集團來享受。既得利益集團越來越強大，財富占有越來越多；而弱勢群體的貧困非但沒有克服，反而有加重的趨勢。在一些地方，強者橫行，弱者向隅。這迫使經濟學的眼光投入社會底層，關注窮人的生存和生活背景，關注阻撓弱勢群體走出貧困的歧視問題。

　　弱勢群體困于八大歧視

　　仔細分析，中國目前有八大歧視。

　　性別歧視：一些企事業單位招聘中，經常能夠發現“限男性”這樣的要求，這是明顯的性別歧視。據統計，女性的工資僅為男性的70%，女性成了受歧視最大的群體。

　　年齡歧視：一些用人單位在招聘員工時注明“35歲以下”。年輕員工患病率低，出勤率高，勞動生產率高。在一些調查案例中，有些商場甚至要求保潔員年齡在40歲以下。

　　貧困歧視：一些高校錄取學生時，采取雙重標準，考試分數達不到錄取標準可在交錢后被錄取。個別高校在碩士生招生時，贊助20萬元可以單獨考試。這對貧苦家庭出身的考生來說，就是歧視。

　　學歷歧視：雖然自考生取得了與普通高校的學歷水平要求一致的學歷，但在

公務員招考上，大多數地方政府將自考生排除在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211學校＝高素質，非211學校＝低素質”，民辦高校的學生甚至被貼上“廢品”的標簽。人為地設置學歷限制，看似“提高”了標準和要求，實際上使選才的路變窄了。

　　身份歧視：有的地方出現了一定的就業壓力，地方政府為了提高就業和再就業的數量，就開始清理外來人員及民工，排斥外地人員在本地區就業。北京市的公務員考試，要求有北京城市戶口，將農村人口排斥在外。我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使得大量的農民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樣選擇工作，只能從事“臟、累、苦、險”的工作。

　　職業歧視：南方某地教育部門重新認定教師職業資格，規定身高在1.60米以下的男性不得當教師。

　　所有制歧視：民營經濟受到不少的歧視。在融資方面，民營企業很少能夠像國有企業那樣正常地獲得貸款，于是只好去賄賂官員；在市場準入方面，很多并不涉及國家重大安全的行業依然沒有對民營經濟開放。

　　價格歧視：所謂“價格歧視”，是指對購買生產成本相同的不同消費者收取不同的費用，以及不同時間購買相同量的商品或服務時收取不同費用的行為。如電信部門對特殊群體給予5元包月的電話優惠服務。

　　歧視的代價

　　強化社會矛盾。在社會發展中存在一些弱勢群體，他們由于生理的、經濟的、社會的原因，本已無法與其他群體獲得均等的機會，如果社會還歧視他們，排斥他們，很可能會引發社會沖突。在中國，有多少無依無靠者生活無著落、醫療無保障、孩子上學有困難？所謂的精英階層對廣大草根階層的歧視會強化社會矛盾。英國學者克萊爾指出，弱勢群體“往往由于民族、等級地位、地理位置、性別等原因而遭受排斥，特別嚴重的是在影響到他們命運的決策之外，根本聽不到他們的聲音”。而這是非常危險的。美國學者伊莎貝拉指出，“假如越來越多的人被排斥在能夠創造財富、有報酬的就業機會之外，那么，社會將會分崩離析，而我們從進步中獲得的成果將付諸東流”。必須明白，當窮人階層、弱勢群體將不如意境遇歸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掠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他們的敵意和仇視會擴散蔓延。

　　歧視不僅制約了人力資源的合理分配及正常流動，而且會造成巨大的人力資源浪費。因為，人力資源與其他經濟資源相比，有明顯的時效性和不可儲存性，經濟資源中最寶貴的人力資源得不到有效使用，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最大的不利。

　　使個人的群體特征標簽化，而且反過來強化關于原有群體特征的成見。如一些人將某地人簽上標簽，這種歧視會減弱一個群體的作用，他們會感到無助，反而無益于社會。

　　造成民營企業規模小和盈利能力差。目前，資本市場進入門檻高、銀行信貸難以獲得、民間金融不發達、信用擔保能力不足，已成為限制民營企業成長的四大“攔路虎”。民營企業以自我積累為主的內部融資難以滿足做大做強的需要。

　　將社會引向歧途。必須指出，歧視是以物為本，是零和游戲，是不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低級行為，它提高了社會代價，是片面的、不協調的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建設背道而馳，將社會引向歧途。

　　消除歧視的經濟學意義

　　歧視，是指對于某些人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在經濟學上，歧視的含義有二：一是對不同的人依據個人特征而給予不同的待遇；二是對某一群體設置不利的規則。

　　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當前消除歧視的意義有三：

　　其一，人人都有獲得就業和可持續發展的機會；同時，為獲得這種機會，對每個人來說，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應是均等的，如能獲得必要的基本教育、技能培養等。

　　其二，創造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條件，不存在歧視性的障礙，使個人、企業可以自由地進入市場。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最重要特點，機會均等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共性。

　　其三，為維護公平的競爭秩序，必須實施公正的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中國歧視現象的深層原因在哪里？

　　歧視的六大溫床

　　溫床之一：市場經濟的第一原則是按資源配置的市場中心化原則，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權力不要介入資源配置。但中國一些市(主要指縣級市和一般的設區的市)、縣的主要領導人在本地區統馭一切，權力過分集中，可以左右本地區的行為，這就為他們在必要時不受障礙地超越憲法和法律行使特權提供了條件。

　　溫床之二：中國式公關大行其道。辦事講關系以及為此而行賄，缺少公開性，是歧視的深刻原因。中國式公關使機會均等的原則遭到嚴重破壞。有關系者以低成本獲得內部信息、貸款、許可證、登記注冊、批文；沒有關系者，即使條件再好，也只能望洋興嘆。只在“圈子”里面玩，造成整個社會的機會不均等，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

　　溫床之三：既得利益集團人為制造歧視。當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握有社會權力，不愿意與人分享之時，歧視便產生了。他們中的成員總有一種優越感，看不起窮人，不公平地對待弱者，成為施加歧視者。而且既得利益者對自己歧視別人并不感到敏感。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概念：經濟核。它的含義是，當一個社會的資源配置處于經濟核時，就不存在任何小集團，沒有人對資源配置不滿，沒有人想控制和利用自己的資源來提高自身的福利。資源配置處于經濟核時，不存在什么勢力或什么小集團對社會造成威脅，從而這個社會就比較安定。這就是為什么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社會秩序一般都比較安定，經濟發展平穩，人們安居樂業，很少有社會不穩的情況發生的深刻原因。

　　溫床之四：一些用人單位打著“用人自主權”的旗號，片面追求成本最小化。一些用人單位在招聘時特別注明：35歲以下，限男性，城市戶口，有的還要求被應聘者無配偶。甚至連國家機關在招考公務員的公告中，都不乏就業歧視的種種限制。在公平的勞動力市場中，除了極特殊(如國防等)的崗位外，必須面向不分城鄉的所有勞動者開放，不能厚此薄彼。

　　溫床之五：一些歧視的深刻原因在于偏見。美國學者戴維·波普諾指出，“歧視不同于偏見。偏見是一種態度，歧視是一種行為”。有的地方市民把所有的外地人一律稱為鄉下人，就是偏見。偏見是人們對那些和自己具有不同特征的人持有成見和反對態度。從經濟學上說，由偏見驅使的歧視會導致資源按偏見分配，而不是按效率配置。

　　溫床之六：傳統專制等級“官”念殘余。一些事業單位分正式人員和聘用人員，聘用人員無論在地位、待遇、收入上都無法與正式職工相提并論，同工不同酬，造成歧視。這些歧視產生的原因在于傳統等級制度下觀念殘余的影響以及現代社會運行中的制度性缺陷。

　　破除中國式歧視最重要

　　在八種歧視中，身份歧視是中國獨有的。中國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分割體制是中國式歧視的始作俑者。它的弊端不僅體現在有無“戶口簿”上，而且體現在背后隱含的巨大利益上。其弊端有六：

　　弊端之一：現行戶籍制度成為一種身份制度。這樣，與戶籍制度捆綁在一起的社會保障與農村人口無關。手握“農業戶口”的農民的一切福利靠自己解決，他們不僅要自己解決吃、住、就業、醫療、孩子上學等問題，而且承擔農業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全部成本。

　　弊端之二：延緩了城市化進程。現行戶籍制度抑制了農村勞動力的長期遷移，造就了一支龐大的流動人口大軍，使得人口在城鄉之間的配置無法有效完成，延緩了城市化進程。

　　弊端之三：導致社會保障體系殘缺不齊。現行戶籍制度形成了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將農村人口排斥在外，這種帶有強烈城市偏向的制度加劇了城鄉差別，加大了人口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全社會保障體制的殘缺不齊。

　　弊端之四：引發城市住房保障的結構性矛盾。農民工沒有住房保障，這樣掩蓋了城市

房地產的真實需求，使城市房地產的低檔需求后移，引發城市住房的結構性矛盾，大大影響現代化進程。

　　弊端之五：侵犯了公民的自由遷徙權。有人認為，農民素質低，一旦放開會無序流動。必須指出，這是錯誤的認識。遷徙自由，是一國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而且，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公民在比較利益的驅動下，自由地選擇居住和就業地，反而更有利于人力資源的有效流動和配置。

　　弊端之六：造成對外來人員、農民工的歧視。同為一國之民，卻不能享受普適的國民待遇。

　　改革30年后，必須剝離附加在戶口制度背后的種種利益，還原其“民事登記”和“統計人口數據”的本來面目，讓社會福利從戶籍制度中解放出來，按照公平原則，面向社會全體成員開放，實行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當戶籍制度的福利功能消失的時候，就是中國式歧視消除之時。

　　消除歧視之策

　　強化立法。美國制定的《民權法》、《同工同酬法》，將勞動中的歧視視為非法。建議中國制定《就業機會均等法》，要求在錄用、工資、升遷方面同等待遇。同時，政府對那些在錄用、工資、升遷上沒有歧視行為的單位實施一定政府補貼，這樣，沒有歧視的單位就會得到激勵，而存在歧視的單位也會減少歧視。同時，建立政府問責制，如果社會歧視普遍，就是當地政府的失職。

　　制定弱勢群體就業促進政策。在給予弱勢群體社會保障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制定弱勢群體就業促進政策，推動他們就業，從而使他們獲得應有的自尊、自立、自強，實現自我價值。

　　減少進入壁壘，加快市場化進程。在一個市場經濟不完善的地方，歧視會盛行。盡快出臺《反壟斷法》，減少進入壁壘，則會使歧視減少。

　　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美國學者奧斯卡·劉易斯在《五個家庭：關于貧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實例研究》一書中提出“貧窮文化”的概念。他認為，窮人由于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結果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而這種文化一旦形成，就會對周圍的人，特別是窮人的后代產生影響，從而代代相傳，貧窮于是在這種文化中得以“繁衍”。這一結論對社會支持弱勢群體的政策啟示是，要擺脫貧窮文化的束縛就應該增加弱勢群體與主流文化接觸的機會及其與主流文化接納的技能。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教育，其辦法是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教育機會平等可以有效減少歧視，原因在于，如果人們的勞動生產率高，選擇的機會就多，可以對存在歧視的單位“用腳投標”。

　　種種分析表明，歧視問題，最終都是如何建設機會均等的自由市場問題，尤其是對破除中國式歧視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說得好：“凡是容許自由市場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著機會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達到過去做夢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容許自由市場發揮作用的社會里，貧與富之間的鴻溝才不斷加寬，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