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力比私信力更重要。因為，作為國家公共權力機關，政府既是民眾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又是公共意志的體現者和執行者；既是社會生活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又是公共關系的協調者和設計者。政府是否誠信，較之于企業誠信、個人誠信而言，具有很強的示范性，往往會對社會產生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重要影響。

　　賈品榮

　　社會風氣不正的表現

　　企業信用缺失。據統計，我國企業賒銷后壞賬嚴重、賬款拖欠時間長，平均壞賬率達5％－10％，美國企業則為0．25％－0．5％，相差10倍－20倍；中國企業賬款逾期時間平均為90多天，美國企業只有7天；中國企業每年的無效成本占銷售總額的14％，美國企業只有2％－3％。有資料顯示，中國50％的經濟合作帶有欺詐性，足見市場交易行為中的信用危機何其嚴重！中國市場交易中的無效成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至少為10％－20％。一些國內企業沒有把更多的資金和精力用在提高產品質量上，而是用在政府公關和“忽悠”消費者身上。結果，這些企業主要不是制造產品，而是在“忽悠”概念；消費者花掉昂貴的費用主要不是消費使用價值，而是消費“忽悠”。在西方，如果投資風險大，應該向投資者講清楚；但在中國，即使明知道一些投資沒有收益，也要把投資者拉進來，尤其還專門“殺熟”。

　　政府角色錯位。一些政府官員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權權交易，不僅行政腐敗，而且立法腐敗、司法腐敗。有的“一把手”濫用權力，官商勾結，占有農民土地，瘋狂批發官帽，獲得超額利益，成了千萬元戶，但普通的百姓失去了權利和利益。當政府官員以犧牲社會效益為代價而追求既得利益時，當政府部門以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而追求小團體利益時，當地方政府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而追求過多的地方利益時，就是政府角色的嚴重錯位。

　　社會道德滑坡。在社會生活領域，蔬菜殘留著農藥，豬牛肉里有激素和瘦肉精，食用油是泔水制成的，炸油條的油是從地溝里舀上來的，白如雪的饅頭摻了滑石粉，魚是喂春藥長大的，冰糖燕窩只有冰糖而無燕窩，還有致病的福壽螺，致人中毒的瘦肉精，

蘇丹紅“紅心鴨蛋”，“喝藥”的多寶魚……讓消費者防不勝防。一些商業貸款者，從開始就不想償還，因而即使銀行制度再健全，也是無能為力的。

　　功利主義彌漫。在學術領域，功利主義彌漫，無情地侵蝕著大學的精神和靈魂。假學歷、偽證書，污染了學術空氣，將學術作為敲門磚行追名逐利之實者日漸增多，而醉心于學術者則日漸減少。為官者為“裝潢”自身形象，又堂而皇之地變成“碩導”、“博導”，行政資源與學術資源巧妙結合，將各種課題、經費收入囊中，這些行政權威又變成了“學術權威”。他們心浮氣躁、學不求深、夸夸其談，贏得廉價的掌聲和吹捧聲。

　　中介機構欺詐。比如，國家

審計署公布的1290家國有企業的審計結果顯示，企業會計報表失真者占68．46％。

財政部發布的會計信息質量抽查公告顯示：在抽查的159家企業中，資產及利潤不實者竟分別達147家及157家。

　　社會風氣不正，是巨大的“負”財富。整個社會制度是基于信用而構建的，一旦信用被打破，則原有的平衡必然陷入混亂，相應的制度就會出現扭曲。我們反思今天的改革難點，就必須追根溯源至誠信這一最基本的話題。

　　現代市場經濟有利于社會風氣改善

　　亞當·斯密指出，“貨幣像葡萄酒一樣，只有那些既沒有購買它的資力，又沒有借貸信用的人，才會常常感到缺乏；而有資力又有信用的人，在需要貨幣或葡萄酒時很少會感到缺乏。”西方經濟學把信用定義為“不同交易者之間商品交換中的賒購賒銷、延期付款和貨幣借貸行為，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從經濟學的概念說，誠信就是信用，而信用是一種制度，是受司法權保障的，與公平是同等意義的范疇。

　　現代市場經濟會促進信用的重建。阿克斯勞德曾設計了一個試驗，由許多臺計算機各自執行不同的程序，通過多次博弈選擇出最優程序。這里的不同程序代表著人們不同的道德律。結果是以欺詐為主的程序逐漸被淘汰，最終出現的規則以不欺騙，受到欺騙后要報復，報復以后要寬恕對方為原則，這已經非常接近現實社會里的道德信條。

　　博弈論告訴我們：如果需要做出選擇的進程可以分為前后相繼的步驟，則理性行為將考慮所有人的初始行為對后續選擇及最終結果的影響，這就是所謂的動態博弈。這一類博弈的中心問題是可信性，即當背離行為發生后，懲罰措施是否確實被執行。而這正是現實社會建立誠信的關鍵所在。在一個人人都爾虞我詐的社會中，如果有誰選擇誠實守信則他的利益必然受損，所以相互欺騙是一個納什均衡。而在一個人人講求誠信的社會中騙人是會受到法律制裁和輿論指責的，所以誠信也是一個納什均衡。博弈論中的無名氏定理告訴我們：如果經濟個體的生存期足夠長，他們之間進行的不是靜態博弈而是無限期的重復博弈，而他們又有足夠的遠見（其貼現因子接近1），則信守諾言將成為納什均衡。這樣，人人爾虞我詐和人人講求誠信都可以是納什均衡。只要適當設計規則，使對背離行為的懲罰是可信的，并且懲罰的力度足以抵消背離行為帶來的額外收益，人們就不會有激勵去背離規則的約束。那么靠什么使得信守諾言將成為納什均衡呢？主要靠的是規則。回頭來看，人們之所以在經濟轉型時期會強烈感受到社會風氣不正，說到底，應該歸因于在市場活動范圍擴大的同時，卻有一些人為的規則違反了市場交換的基本條件，致使市場機制無法發揮作用。

　　社會風氣不正的制度原因

　　（一）長期缺乏產權的基本制度

　　缺乏產權會帶來什么？

　　一是公權私用。國企被廉價地通過ＭＢＯ的方式賣給私人。如果你是一個國企的領導者，你做任何決策，對未來的后果你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而且你的任期又是不確定的，未來的收益或許由別人去分享，那么，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你肯定追求眼前利益。這就是缺乏產權制度帶來的惡果。就像弗里德曼所說，“用他人的錢，為別人辦事。”目前，經濟領域中受侵害最嚴重的恰恰是國有資產，一些國企被廉價地通過ＭＢＯ的方式賣給私人，尤其是賣的過程沒有一個法則，基本是暗箱操作，沒有遵循公開、公正、公平原則，這些國有資產悄悄流到了私人手里，造成了社會風氣的不正。

　　二是不講信用比講信用成本低。為什么一些民營企業不講信用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小企業經營者深切地感到他們的辛苦所得沒有可靠的保障。一個人如果預期所有權隨時可能被剝奪，他就不會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樣作為。我國長期對私有財產在法律保護上存在紕漏，這就使民企缺乏安全感，沒有長期的穩定。在項目選擇上，寧可追求短平快，也不愿意為長期信用而投資。社會中出現的假國有、假集體、假鄉鎮，即所謂“戴紅帽子”企業，就是因為財產不保障、產權不清晰所致。為什么個體也不講信用？因為整個社會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財產保障制度，不講信用比講信用成本低，于是個體就選擇不講信用。

　　三是長期以來，中國更看重對公有財產的保護，而忽視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我國過去一些民營企業的經濟案件只能當作民事案件處理，對失信者制裁不力。

　　（二）我國政府集規則的制定者、執行者、仲裁者、參與者四任于一身，體制未得到有效改變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政府的三項主要職能：一是保衛國家和社會免遭其他獨立社會的暴力和入侵；二是建立公正實施機構，以保護和實現每一個人的權利；三是建設適當的公共工程，諸如鐵路、橋梁、運河以及類似的設施。除此之外，都應該放棄經營權而選擇調節權。

　　（三）信息嚴重不對稱

　　長期以來，我國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公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渠道和制度，沒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公共決策監管機制和決策責任追究制度。這樣，“黑箱操作”、“紅頭文件”、“內部規定”、“領導批示”盛行。當坑蒙拐騙發生的時候，一般都是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時候。而在信息對稱條件下，任何人是無法欺騙的。

　　（四）缺乏嚴明的法律維系信用經濟

　　試想，如果詐騙一次，就能解決一生的生存問題，而且充其量只是接受行政處分和公眾斥責，并沒有損失太大的利益，就會有人以欺詐為生了。在西方，詐騙者一旦被發現，終生都會因此而受到牽連，但中國對此類行為的懲治力度太弱。

　　政府誠信最重要

　　緩解當前社會風氣不正的最重要一環是加強政府誠信建設。公信力比私信力更重要。因為，作為國家公共權力機關，政府既是民眾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又是公共意志的體現者和執行者；既是社會生活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又是公共關系的協調者和設計者。政府是否誠信，較之于企業誠信、個人誠信而言，具有很強的示范性，往往會對社會產生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重要影響。只有政府本身以誠實守信為行為準則，言出必行，公民才能對政府有良好預期。

　　政府誠信，對于社會風氣的好轉有四大意義。

　　意義之一：政府誠信是引領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首先，政府誠信對社會經濟活動起著根本的價值導向作用。其次，政府誠信是調節社會經濟發展中利益矛盾的倫理支柱。亞當·斯密指出：“自愛、自律、勞動習慣、誠實、公平、正義感、勇氣、謙遜、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規范等，所有這些都是人們在前往市場之前就必須永遠具備的。”正是這些誠信行為發揮著潤滑劑的作用，使社會利益沖突得以調節。再次，政府誠信可以增強正的外部性。這正如接種疫苗的有益效應不僅對本人有利，而且能使其他沒有接種疫苗的人受益一樣。

　　意義之二，政府誠信是推動政風建設的關鍵。首先，政府誠信推進政風建設，公務員以誠信為榮，以浮躁為恥，以個人能力為榮，以炫耀“背景”為恥。其次，政府誠信可以減少偏袒一方而損害另一方的行為。

　　意義之三，政府誠信可以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大量的史實證明：當一個政府能夠順應民心、合民意，能夠得到民眾信任的時候，社會的風氣則會正、會好；而當一個政府失信，不能贏得民眾信任時，社會道德危機四伏。

　　意義之四：政府誠信是企業“走出去”的重要保證。政府誠信是國與國交流的基本原則，也是一國政府一諾千金的品格和正氣。憑借它，可以便捷地參與國際競爭，發揮比較優勢，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源，增強國際競爭力。

　　要扭轉社會風氣，首先須依法治“官”

　　首先，須依法治“官”。官員應率先示范，杜絕一切腐敗行為。

　　其次，啟動信用立法。20世紀60－70年代，美國銀行和企業的失信行為導致大量的呆賬，致使很多企業經營陷入困境，政府啟動信用立法，形成以《公平信用報告》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才有了美國經濟的繁榮。

　　再次，建立政府官員的信用審議制度。在現有的政府述職報告的基礎上，建立信用審議制度，將政府官員的信用情況登記在案，以此作為職務升降的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