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軍

　　無論古代還是今天，自從《水滸傳》問世后，就有許多讀者不喜歡宋江這個人。覺得他其貌不揚、精于權術、善收買人，特別是對他的投降，更是大加指責。但我認為，其實在水泊梁山的一百單八將中，在政治上最成熟的、對梁山的前途認識最清醒的要數宋江。

　　梁山的革命事業是注定要失敗的，這是由它的三個致命弱點決定的。一是沒有明確的、遠大的政治理想和目標。頭領們的生活理想和趣味也極單純、原始和低級：大口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最大的念想就是“打到東京去，奪了鳥位”，如此而已。二是梁山隊伍基本上是一支沒有文化的隊伍。它的組成人員主要來自社會下層，如漁民、鄉村醫生、小手工業者、獄卒、警察、小地主、小商人、鄉紳土豪、惡霸、無業游民、流浪漢、宗教人士、小偷、囚犯、土匪、黑社會(注意，梁山上沒有農民，一個都沒有)等等，這些人的文化水平都不會太高。還有一些從政府歸順梁山的人，主要是軍隊中的下層軍官，都是武人，這些人的文化水平想來也不會太高。而梁山第一號軍師吳用僅僅是個小學教師。梁山的最高統帥宋江乃刀筆小吏，至多“中專”文化，屬“不學有術”型。有的人應該受到過良好的教育，比如柴進、蕭讓、宣贊等，但這幾個人占絕對少數，且在梁山上都是邊緣人物，對革命事業的決策影響極小，特別是柴進，上山前呼風喚雨、耀武揚威，上山后無足輕重、默默無聞。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梁山是沒有高級知識分子的。有位偉人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沒有戰斗力的軍隊。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梁山英雄，他們的“革命質量”是值得懷疑的。三是梁山政權的人才機制有問題，而且有大問題。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是這一問題的全面大暴露。梁山的用人機制基本上是依資歷而不是論功勞，最先上山的那幾個人牢牢把持著政權的核心。后來者即使功勞再大，也不可能在位次和待遇上超越前者。特別是七十一回以后，宋江們以“憲法”形式確定了各位英雄在革命隊伍中的位置，徹底斷絕了后來者和位次靠后者上進的希望。這一措施嚴重打擊和挫傷了好漢們的革命積極性。另外，梁山上也有種種圈子和山頭。各路人馬匯聚到梁山后，一定有遠近親疏，表面上好漢們兄弟相稱、人格平等，感情上卻未必都是一般對待。有嫡系和非嫡系、親信和非親信之分，派系之爭是難免的。比如，資歷最老的朱貴和杜遷宋萬等人，一直都被宋江吳用們壓制排擠著。因此，實際上，七十一回后的梁山事業已經處于干多干少都一樣、甚至干不干都一樣的狀態。

　　具有上述三大致命弱點的水泊梁山的命運其實是可以預見的了。這些難道宋江全然不知么？作為第一把手，我想，他是比誰都清楚的。所以他一開始就沒有想要把梁山事業做大，他知道想做大也做不大。上山之后，多少次午夜夢回，他一定會權衡利害，反復掂量——梁山將往何處去？

　　古代社會，造反大體上有三種結局：一是被朝廷消滅；一是推翻現政權，自己當皇帝；一是受招安。第一種結局是宋江萬萬不愿意看到的。第二種結局美則美矣，奈何太過渺茫，中國歷史上通過利用社會下層造反而黃袍加身者絕無僅有。而第三種結局，比較來講最具現實性和操作性，而且也符合宋江一貫以來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歷史上又不是沒有先例。最最主要的是，宋江通過對于梁山事業的整體考量，已經預見到它的前途的險惡。作為梁山的最高領導人，宋江不得不考慮梁山的出路問題，這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義務，更因為這是他的身家性命所系。找出路，一個個人如此，一項事業亦如此。他需要退步抽身，他的家庭(他一家都上了梁山)需要退步抽身，他的弟兄們需要退步抽身，梁山更需要退步抽身。

　　所以宋江受招安，是惟一正確的選擇。有些頭領反對受招安，不是他們具有多么堅定的革命性，而是他們對于受招安后的命運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另外一些人則純粹是過慣了梁山原始共產主義式的生活，吃肉喝酒方便，不愿意改變現狀而已。當然也有一些人除外，如林沖，那是因為他有仇恨。

　　宋江受招安“理念”的確定和一步步穩扎穩打的實施，使水泊梁山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命運，保存了“革命火種”。也為《水滸傳》后的眾多續書提供了由頭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