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保山

　　6月30日，全國職稱英語考試如期舉行。在成都新南門某考點的考場上，一位考生帶進考場的《牛津高階英文字典》挖了一個深3厘米的洞，這個洞剛好能放下一部翻蓋手機。監考老師發現手機上剛才收到的短消息竟是考題的答案。（7月2日《成都晚報》）

　　每一次考試作弊，如果只能習慣性引發我們對考試本身的反思和質疑，我以為這樣的思考是懶惰的，也是相當危險的。其危險在于，因為我們慣于為考試作弊找到各種制度借口，所以為考試作弊提供了某種心理支持和不在意的輿論卸責，如此不僅不能杜絕考試作弊，相反助長了此種可恥作為。

　　每當考試發生作弊，我們見多了充滿卸責和找借口的剖析。職稱英語考試出現作弊，那是因為職稱英語考試已經不合適宜，是人才制度存在考核誤區；高考出現作弊，那是因為高考摧殘人心，背離了素質教育的要旨；

　　我不否認，一些考試確實存在令人難以忍受的弊病，但問題在于，療治和革新考試弊病是否就要以不合理抵抗不合理？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以不合理（作弊）抵抗不合理（弊病），結果不是弊端的療治和消失，只會給已經復雜的亂象添加更為麻煩的癥結。在考試制度面前，每一位應試者自覺遵守考試規則應為社會良性運轉不可退守的底線，如果因為考試存有不適，應試者公然挑戰考試規則，其行為如果推而廣之，則極可能是對規則體系的踐踏和社會秩序的破壞。因此，部分論者辯解制度不合理，有意無意為作弊者“伸冤”、“叫屈”，其結果不是療救而是挑戰、破壞了制度。

　　知名媒體人許知遠先生在論述中國社會問題時提到，國人喜歡把問題糾纏于制度的缺陷或滯后，所以“中國社會陷入了這樣一種情緒，人們迷戀物質上的成就，迷戀整體制度上的改進，卻不相信個人創造性”。這種對“制度與問題”的分析是相當精辟和到位的。但許知遠先生也許不經意犯了一個錯誤——面對一些社會問題，人們不是不相信個人創造性，相反是創造性得到最大發揮，他們在制度的空隙，高舉“制度不合理”旗幟，堂而皇之以制度缺陷為借口挑戰各種規則，不僅不以為恥，還可找到“同盟”和社會支持。

　　也許，考試作弊不可怕，畢竟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革除，以不合理對抗不合理之現象叢生，以及背后所透射的“制度借口癥”恐怕更值得我們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