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

　　《新京報》6月21日曝出“《讀書》雜志醞釀換帥”。雖說消息旋即被有的當事人指為不實，但網絡上這幾天卻鬧得沸沸揚揚。矛頭有指向報道本身的，也有對雜志更換主編表示關注的，甚至還有人在論壇上抖內幕，將此事歸之于人事之爭。

　　這里不想具體談《讀書》雜志醞釀換主編是否屬實。在我看來，這不過都是大家關心這本重量級讀書雜志的一種表現。問題的關鍵在于，這本曾經風光一時的雜志，是否真的走到了必須改弦更張的地步？

　　對此，我的判斷是，《讀書》雜志的危機不僅存在，而且至少存在一段時間了。

　　《讀書》的危機，首先是雜志讀者定位的危機。這是汪暉擔任雜志主編后，一直備受指責的地方。不僅在論壇上，就我親耳所聞，批評《讀書》雜志日益小眾化、小圈子化大有人在。這主要體現在，《讀書》已從昔日老少咸宜的準“大眾雜志”變成了現在公認艱深晦澀的準“學術刊物”。

　　《讀書》似乎從來沒有自我標榜為“大眾雜志”或“學術刊物”（所以前面各加了一個“準”字）。但以前的《讀書》好讀、好看，現在的《讀書》拗口難懂，確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連雜志前主編沈昌文都說：“現在的《讀書》，我只有少數文章能讀懂。”而論壇上有網友聽說《讀書》可能換帥，第一反應就是：“讀書終于可以是大眾的讀書了。”也就是說，且不論大眾化好還是小眾化好，現在《讀書》的雜志定位上確實偏離從前，且引起不少非議。

　　不僅如此，《讀書》雜志的編輯方針（思想）也明顯和前“汪暉時代”迥然有別。現在對《讀書》議論最多的是：《讀書》雜志成了一本左派雜志。這一點，我想只要連續閱讀三期雜志的讀者，不難得出這樣的判斷。個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些文章不僅派系傾向嚴重，甚至違背知識理性，讓人大倒胃口。而對于外界如此責難，雜志編輯倒是安之若素。我想，他們也并不避諱將《讀書》變成左派陣營。

　　《讀書》可不可以成為一本帶有明顯派別的刊物，這個話題可以另作別論。關鍵是，以前深受讀者喜愛的《讀書》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的，而這樣的思想轉型又引起了部分老讀者的不滿。所有這些反應，最終又必然體現雜志的市場發行量上面。

　　雖說目前《讀書》雜志依然是國內最有影響的讀書類思想性雜志之一，但據三聯書店管理層披露，“今年的訂戶量下滑嚴重”。訂戶下降、讀者減少，可能還有別的市場因素。但不可否認，雜志改弦更張后引發的各種問題，應為不可忽視的一大成因。因此，出現“換帥”傳言，也就不足為奇。

　　必須公允地說，《讀書》現在面臨的時代境況，與此前大不一樣。《讀書》初創時期，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公眾閱讀嚴重“荒漠化”。因此，提倡“讀書無禁區”，進行各方面的思想啟蒙工作，實乃迎合時代之需。現在，公眾閱讀選擇日益多樣化，讀者群也更傾向于“分眾”而不是“聚眾”。換句話說，倘若《讀書》雜志延續以前的辦刊宗旨，能否在新時代面前立足于不敗之地，可能也會是一個疑問。走向學術化和“派系化”，或許正是汪暉等人（基于雜志需求和個人偏好）不得不作出的一種抉擇。

　　但是，讀者和市場是檢驗雜志轉型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即便不去指責汪暉等人的“左傾”策略，在雜志變革事實上已經造成市場大幅縮水、讀者嚴重不滿的時候，換作任何人——包括汪暉等人以及三聯書店管理層，也必須對此作出反思和調整。進而言之，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考衡，換雜志ＣＥＯ看看，不失為一個標準選項。

　　還要看到的是，作為一本影響了幾代人的老牌讀書類雜志，《讀書》的點滴變動都會引起讀者（市場）的關注。而我們知道，在《讀書》事實上轉變為“左派雜志”的過程中，基本看不到雜志有關方面傾聽過讀者（市場）的意見。不得不說，《讀書》這幾年一直走在一條毀譽交加的岐路上。現在，是她必須面對這一后果的時候了。

　　而以一名普通讀者的身份，我認為，汪暉等人早該拎包走人，讓出雜志主編位置，以待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