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靜觀察國際形勢，低調處理國際關系，不做與自己國力不相稱的事是指導中國外交的正確原則，但用“韜光養晦”來表述會后患無窮。

　　■華黎明

　　和諧世界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種理想。善良的人們都向往：世界各國不分大小、強弱、窮富和宗教、價值觀、文化、種族的差異，和平共處，共享人類的進步與文明。盡管這個明天離我們還很遙遠，但畢竟是美好的，值得人類去追求。中國提出這個理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說明中國外交從理論上告別了“斗爭哲學”。中國的崛起是為了造福13億中國人，也是為了與世界各國共建一個和諧的世界。

　　曾經參與過去半個世紀中國外交實踐的人都深深知道，和諧世界的理論來之不易。在中國，外交歷來被稱為充滿斗爭的工作。這是因為新中國建立之后的外交曾經充滿斗爭。在冷戰年代，中國是一個受包圍和封鎖的國家，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時時受到威脅。這樣一個新生國家的外交注定是抗爭型的。1950年代，中國“一邊倒”，倒向蘇聯與美國斗；1960年代“伸出兩個拳頭”，與美國繼續斗的同時，還與蘇聯斗；1970年代以后是聯合美國與蘇聯斗，被稱為“一條線”的戰略，直至冷戰結束。其實，中華民族并不好斗，而且深知斗爭的代價，但是在那樣險惡的國際環境下我們別無選擇。冷戰時期的中國外交確保了自己的國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幾十年的時間里不受外敵的入侵，以遠遠落后于超級大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維護了獨立和主權，也使中國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1980年代，中國和世界發生了巨變。中國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政治，開始改革開放。隨著前蘇聯的解體，世界兩極體系瓦解，冷戰結束。中國變了，世界也變了。中國的外交思維轉入和平與發展。但是，一些大國的對華政策卻還帶有很深的冷戰思維的烙印。

　　在近二百年的歷史中，中國始終是一個被傷害的國家，屈辱和恐懼曾經籠罩我們的心靈。今天，當外部世界又有人對我們有不敬的言行或在我們周邊有所動作時，中國人自然會聯想起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甲午戰爭、

南京大屠殺，想起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但是，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當今的中國與大國關系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既不同于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與列強的關系，也不同于冷戰時期中國與超級大國的關系。中國已不再是被包圍和封鎖的國家，而是一個獨立自主并擁有一定綜合國力、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大國，不僅完全主宰著自己的命運，而且對世界上的許多事情擁有發言權。

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和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在這種形勢下，大國與中國的關系已不再是強者對弱者的任意欺凌，也不再是封鎖與被封鎖、包圍與被包圍的斗爭，而是強者之間的周旋與較量。

　　與二百年前相比，與五十年前相比，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此時此刻，中國政府提出和諧世界的理論表現出充分的自信和遠見卓識。但是，我們的國民準備好了嗎？應該坦承，改革開放和經濟實力的增長尚未徹底蕩滌許多中國人心靈中的屈辱和恐懼，心態還落后于現實。中國有些媒體為了吸引受眾的眼球，常常用醒目的大字標題渲染那些實際上已與我們處于同等地位的大國對中國的一舉一動和一言一行，時而自大，時而自卑，草木皆兵。純屬貿易、文化、領事和體育領域的競爭和糾紛會被政治化、情緒化。

　　德國思想家和社會學家韋伯曾預言：“一個長期積弱的落后民族在經濟上突然崛起必然隱含一個致命的內在危險，即它將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這種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不但最終將使民族振興的愿望付諸流水，甚至會造成災難性的結局即民族本身的解體。”德國民族不幸而被韋伯言中，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劫難后終于成熟了。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雖然在

二戰戰敗后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其主流政治精英的理念至今仍然是落后的，應該成為中國的一面鏡子。

　　“振興中華”是百年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但是，我們何曾認真地思索過，振興之后的中華將如何對待世界？將在未來的世界中扮演什么角色？

　　本來占世界人口1／5的中國能夠脫貧致富對世界是一個福音，中國現代化中就包含著中華民族對世界的善意。早在1970年代，鄧小平就代表中國宣布，中國永不稱霸。進入21世紀，中國又提出了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的政策和理論。但是，外部世界對中國還是將信將疑。制造“中國威脅論”者只是少數人，值得重視的是這種宣傳至今在世界上，特別在西方國家和日本還大有市場。在西方世界，敵視中國、蓄意要“西化、分化”中國的畢竟是極少數，多數人則從不認同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到懷疑有幾千年封建集權傳統的、有強烈民族主義和悲情主義的13億中國人富強起來以后，對世界究竟是禍還是福。

　　當我們思考中華民族未來時，不能不聯想到近年來在我們的外交語言中頻頻出現的“韜光養晦”四個字�！绊w晦”之計本是中國古代人在政治斗爭中經常使用的權謀，翻譯成今天的語言就是，收斂鋒芒，隱埋自己的真實意圖，等待時機�！绊w光養晦”成為中國外交指導性語言始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當初，一方面由于國內一場政治風波，中國遭遇西方國家的強大壓力，另一方面，蘇聯和東歐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瓦解，整個西方世界期待著中國的垮臺。經歷了十年改革開放后，中國外交再次面臨困難的局面。“韜光養晦”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提出的。其初衷是告誡我們的外交工作者，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要保持冷靜和低調，不做與中國國力不相稱的事。

　　然而，查遍漢語詞典和辭海，“韜光養晦”畢竟只能當權謀來解釋，因而極易被誤讀和曲解。人們自然會問，中國現在講和平發展是否在“收斂鋒芒，隱埋自己的真實意圖”﹖那么中國的真實意圖又是什么？中國在等待什么時機？這個時機到了中國又會做什么？制造“中國威脅論”的人，指責中國國防預算“不透明”和中國在海外“掠奪資源”時不是都已經在利用“韜光養晦”這四個字大做文章么？

　　近年來，研究國際問題的學界熱衷于爭論中國外交應該更多“韜光養晦”還是“有所作為”，而惟獨對“韜光養晦”本身沒有提出質疑�！绊w光養晦”涉及中華振興之后究竟要走什么路的問題，涉及中國的未來。中國的智庫和知識精英有責任把這個問題理清楚，說明白。

　　和諧世界理論的提出大概可以為“韜光養晦”劃上句號了。冷靜觀察國際形勢，低調處理國際關系，不做與自己國力不相稱的事是指導中國外交的正確原則，但用“韜光養晦”來表述會后患無窮。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惠及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人民。孔子主張的“修身安人”也許與和諧世界的理論更為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