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一直在匯率問題上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的施壓似乎收到了效果。本周一，ＩＭＦ在其官方網站正式宣布了調整匯率監管政策的決定，這也是該組織30年來首次對其1977年的匯率監督政策框架作出調整。與ＩＭＦ現有對成員國匯率政策的評判標準相比，此次調整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新增了所謂的“第四原則”條款，即要求成員國確保其匯率政策不會引發“外部不穩定”。盡管ＩＭＦ反復強調其最新的政策調整并非針對某一國，不過有專家認為，考慮到當前中國由于貿易順差持續高企而面臨的較大外部保護主義“噪音”，ＩＭＦ此舉可能會給中國的匯率政策帶來更大壓力。據悉，中國等多個國家已對ＩＭＦ的新政策提出反對。“第四原則”備受爭議ＩＭＦ網站稱，其執行董事會在上周末通過了多邊匯率和經濟政策監督新框架。聲明引述ＩＭＦ總裁拉托本周一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一個國際經濟論壇上的講話稱，此次近30年來的首次重大匯率監督政策調整，旨在“在外匯政策上給成員國提供指導，對國際社會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做法予以明確界定”。業內人士分析，此次調整的核心在于引入了所謂的匯率評估“第四原則”，即成員國在制定本國匯率政策時，要確保“不致引發外部社會的不穩定”。目前，ＩＭＦ針對成員國匯率問題的三大原則是：首先，會員國要避免通過操縱匯率或是國際貨幣體系來獲得在國際貿易等方面的不公平競爭優勢；其次，會員國在必要時可以干預匯市，但僅限于應對短期內匯率的大幅無序波動；第三，成員國在干預匯率時要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認為，相比現有的三大條款，“第四原則”更有前瞻的味道，包含了更多對于未來的判斷。“現有的三大原則實際上已經包含了不能影響外部其他國家的意思，但更多是短期內可以看得到的，而新加的條款則可以是基于對未來的判斷，有更大的詮釋空間。”王慶表示，ＩＭＦ此次的政策調整，潛臺詞可能是“匯率不再僅僅是一國自己的事情，還得考慮其他國家的因素”，相比調整前，加入了“第四原則”可能會給ＩＭＦ在匯率問題上有更大發言權。美國ＲＢＳ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資本公司資深外匯策略師艾倫·拉斯金也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賦予ＩＭＦ新的職責。”中國等多國反對不少業內人士認為，ＩＭＦ的最新舉動其實是迫于美國的壓力，后者目前在該組織握有最大投票權。在ＩＭＦ宣布新政策后，美國財長保爾森馬上表示了歡迎，而中國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在內部討論上提出了反對意見。對于ＩＭＦ的政策調整，王慶的觀點是：“跟中國肯定有關系。”近年來，隨著中國對美歐等國家的貿易順差不斷創新高，中國也成為了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最愛攻擊的“靶子”之一。比如美國一些議員就頻頻在這方面做文章，試圖將中美貿易與人民幣匯率問題聯系起來，并屢屢威脅要對中國采取懲罰措施。美國財政部一位高官2005年就曾指責ＩＭＦ“趴在方向盤上睡大覺”，在匯率問題上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職責，布什政府這兩年也一直在游說ＩＭＦ拿出新的章程。“可以想見中國（對ＩＭＦ的政策調整）會有所保留”，一位曾在ＩＭＦ工作多年的國內專家對記者說。而據路透社昨天引述ＩＭＦ執行董事會消息人士的話報道稱，ＩＭＦ匯率監管政策的修改并未得到全體成員的認可。在由24個成員國組成的ＩＭＦ執行董事會中，至少有中國、埃及和伊朗等表示了反對意見。據悉，在上周的執行董事會討論中，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疑慮是，是否應由ＩＭＦ來行使證實一個國家匯率失調的職責。不過，ＩＭＦ總裁拉托一再表示，此次政策調整并非為了對某個國家加大壓力，而ＩＭＦ一些資深官員在電話會議上面對記者時，也對涉及中國的問題閃爍其辭。ＩＭＦ官員還稱，并非只要一個國家經常賬盈余增長且外匯儲備規模龐大（與中國的情形類似），ＩＭＦ就會“自動”把該國挑出來加以檢視，稱這種失衡“只是標準之一”而已。■聲音中國對ＩＭＦ決定持保留態度記者近日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會了解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會6月15日通過了《對成員國政策雙邊監督的決定》（簡稱《決定》），以此替代1977年制定的《關于匯率政策監督的決定》。由于《決定》未能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的意見，中國對此持保留態度。基金組織對成員國政策的監督應充分考慮經濟全球化、產業分工的調整以及科技進步對于當前全球經濟的基礎性影響，重視國內經濟穩定與外部穩定的關系，客觀看待匯率政策對一國實現外部穩定的作用，加強對全球系統性穩定具有關鍵性影響的發行主要儲備貨幣的成員國的政策監督。在過去的幾年里，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致力于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完善市場機制、加大匯率的靈活性，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快速增長。經驗表明，匯率調整對解決對外失衡有一定作用，但不是根本和唯一的政策工具。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要求，基金組織在實施雙邊監督中應切實遵循取得廣泛共識的重要原則，考慮成員國的具體情況，不增加成員國的義務，實現公平的監督等。通過加強與成員國的溝通和對話，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執行監督職能，維護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據新華社電）■記者觀察ＩＭＦ新政恐令中國匯率政策“增壓”作為一個在匯率問題上擁有最大發言權的國際機構，ＩＭＦ在近30年來首次修訂其對成員國匯率監督的政策框架，對中國可能意味著什么呢？據悉，ＩＭＦ新匯率監督框架的詳細內容要到本周四出臺，目前相關細則仍不得而知。不過，有多家西方主流媒體報道稱，基于“第四原則”，新的匯率監管政策中會加入“匯率偏離基本面”或“經常賬長期巨額赤字或盈余”的條款，這與部分美國議員最近推出的針對中國匯率問題的法案中的提法有些類似。相比以往對于匯率操縱的嚴格定義，這樣的條款可能會令ＩＭＦ更易于得出一國匯率政策失當的判斷。專家指出，在現有的框架下，不管是美國財政部還是ＩＭＦ都無法明確認定像中國這樣擁有巨額外貿順差的國家存在操縱匯率情況，不過，在增加了“第四原則”后，ＩＭＦ可能會更容易作出對中國不利的判斷，因為這一原則包含了太多對未來的預判因素。前ＩＭＦ研究主管穆薩則表示，從表面上看，此次的變化可能令ＩＭＦ對人民幣匯率政策有更大的影響力。現供職于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穆薩指出，該原則意味著，ＩＭＦ將更有理由敦促中國改革匯率機制。但他也表示，在看到新原則的全部內容之前，他無法評估這究竟可能對促進中國匯改發揮多大效力。王慶則指出，即便ＩＭＦ在未來真的斷定一國存在匯率操縱或是失調，也不大會在實際操作層面給相關國家的政策帶來太大影響。“更多還是由此而來的國際輿論壓力，”王慶說，“因為ＩＭＦ是唯一一個在匯率問題上有足夠發言權的國際機構，該組織得出的任何判斷都會影響國際輿論。”在這種情況下，不排除個別國家、機構或是個人借ＩＭＦ之口，來推動單邊或是雙邊的報復行動。華爾街日報也引述ＩＭＦ官員的話稱，新政策并未賦予ＩＭＦ新的可對違規國家施行強制改正的權力。不過，被公開點名的貨幣操縱國“會因為羞愧而改變其做法”。[][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