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作為西部經濟高地，成渝成為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點實施地帶。7年之后，這兩座西部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再次成為國家的改革實驗田。

　　6月7日，國家發改委正式宣布成都和重慶成為首批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此之前，包括武漢、深圳、杭州、大連、合肥、廣西沿海三市等在內的十多個城市已經紛紛提交了進行綜合配套改革的申請。

　　在幾番競逐之后，成渝拔得頭籌，成為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之后的第三個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也是首批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首當其沖

　　“雖然與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同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但在成渝多了‘統籌城鄉’四個字。這說明，成渝‘特區’的改革試驗模式有著自身的特點，與浦東和天津有很大不同。”6月9日，在成都市人民政府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成都市發改委主任彭琳如是表示。

　　作為長期研究國內區域經濟問題的專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學教授林凌細釋了“成渝特區”模式與浦東、濱海新區的差異。“天津的重點是金融體制改革，上海的重點是立足行政體制的改革試點探索。這次設立的成渝特區，則是國家戰略層面上設立的以城鄉統籌為重點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在林凌看來，成渝的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將有可能為中國未來更廣大地區的改革路徑提供一個可參考的范例。“成渝城鄉統籌的實施，很有可能在中國率先解決一億農民的發展問題，具有強大的示范作用。”

　　“四川和重慶就是我國基本國情的一個縮影，正是進行城鄉統籌發展改革的‘天然’試驗場。” 在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強看來，重慶和成都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集合和疊加了我國東部現象與西部現象。“成都和重慶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帶大農村’，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城市居民數量與收入的差距都比較大。成都市1100多萬人口中有農村人口600多萬。而重慶作為直轄市，還具有中等省的構架和欠發達省的特征。”李后強說，在成渝兩地具有典型“中國特征”的城市進行城鄉統籌的試點探索，對于深化西部大開發戰略、解決三農問題以及實現國家區域協調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彭琳看來，國家將成渝選為全國首批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也與成渝兩地在探索城鄉統籌方面做出的成績和積極態度密不可分。如，從2003年起，成都就開始進行城鄉統籌實驗。“2007年初，國務院曾專門委托國家發改委專程到成都進行了調研。這次調研的結果就基本為成都最終入選首批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定了調。”一位受訪人士表示。

　　改革空間

　　“現在還不能確定試驗方案什么時候能夠出臺。方案的制定還需要一段時間，并最終需經過國家發改委的通過才能正式實施。”彭琳告訴記者，試點具體實施方案是由國家、省、市共同商討制定。

　　“成都試點方案的重點方向是確定的：即在統籌城鄉規劃、建立城鄉統一的行政管理體制、建立覆蓋城鄉的基礎設施及管理體制、建立城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保障體制、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健全基層自治組織、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進行率先突破。”彭琳說。

　　據悉，國家發改委等有關部門和四川省、成都市及重慶市政府相關人員將在下月匯聚北京，商議有關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雖然是以“城鄉統籌”為重點的改革，但在許多專家看來，成渝未來的改革空間將涉及到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各個層面。

　　“國家不會給成渝兩地所謂的優惠政策。而是給你足夠的空間，讓你去大膽嘗試、去發揮。”6月9日，在參加完“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都研討會”后，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未來成渝“特區”所能取得成效正是“寄期于體制和觀念的解放，而不是優惠政策。這實際上給予了成渝兩地更大的改革試驗主動權，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大膽地進行探索。”

　　亞洲開發銀行駐華代表處副代表湯敏則認為，入選“特區”給成渝兩地在實行金融創新、加大城商行、農信社改革，讓金融力量推動城鄉的和諧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林凌的思路則走的更遠。他表示，在國家授予的改革空間下，成渝可以大膽在金融創新領域進行嘗試。“私募股權在沿海發展的很好，可以引進和大力發展。”他同時建議，在成渝多層次資本市場上也可進行大膽探索，將產權交易機構、股權托管機構結合起來，推動形成區域性資本市場。“最終匯集各路資金流，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成渝未來

　　對于成渝而言，雙雙入選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還有一個最直接的利好影響是：宣傳了多年但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的“成渝經濟一體化”獲得了現實層面實現的最佳機會。

　　川渝分治十年，打造成渝經濟帶，實現成渝經濟一體化的呼聲也延續了十年。但由于行政壁壘以及競爭帶來的各自利益上的考慮等多層次原因，成渝經濟一體化的吁聲更多停留在學界。此次同批躋身“特區”行列，則為成渝打破滯礙、實現成渝兩個經濟帶的有效融合提供了很好機遇。

　　而國家給予兩地在政策上的開放性也將為兩地的經濟和產業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上的可能。

　　事實上，在兩地成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前，川渝兩地政府已開始大幅度熱身，為未來成渝經濟的一體化進行政府層面的準備。兩個多月前，重慶市市長王鴻舉與四川省省長蔣巨峰代表兩省市政府共同簽署《關于推進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經濟區的協議》，商定在共同加快經濟區基礎設施建設，共同構建區域一體化市場體系，共同引導經濟區產業分工協作，共同構建城市群和城市連綿帶，共同建設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建立統一的工作和協調機制等六個方面展開全面的合作。并在年內啟動兩地沿邊區市縣合作共建試點。

　　但對于成渝兩地的未來，學界有著更多的期盼。“重慶成都直線距離三百公里，兩個特大城市正好處在行政區域兩端，包括14個地級市和重慶‘1小時經濟圈’內的23個區縣上百座城市。”在林凌看來，利用改革上的優勢，兩地加強合作、實施產業分工，成渝經濟區將成為與

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三大經濟區相呼應的國內經濟第四極。

    中國經營報記者：彭戈、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