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鄭俊懷落馬看企業家腐敗

　　入木

　　2004年注定是上市公司一個多事之年，多位知名企業家，如黃宏生、陳久霖、鄭俊懷等，相繼落馬，雖然具體原因不同，但普遍認為都是緣于腐敗。企業家腐敗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熱點，引起了全社會的密切關注。盡管有些媒體著眼于企業家的貢獻與所得之間不均衡的狀態，從情感角度為有些落馬的企業家喊冤。但必須指出，企業家的功績并不能抹殺其腐

敗所帶來的惡劣影響，更不能用功績來與腐敗進行功過兩消。

　　以國有資本起家的鄭俊懷，以及他同時代大批同類企業家當初成功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具有一個對政策的靈敏嗅覺，搭建了一個團結高效的經營班子，抓住了一個好的歷史機遇，推廣了一個（一系列）被市場接受的優質產品，在當地政府的一路綠燈與全力支持之下，以膽識和魄力拓寬了生存空間……這，恐怕才是真正的所謂企業界中國國情，簡而言之，就是“順應市場大勢，獲取政策支持，盤活國有資產，以規模占領市場，以效益回報政府。”

　　準確地說，鄭俊懷們是一批特殊的職業經理人，更因身處國民經濟歷史性轉軌的潮頭浪尖而更顯特殊。

　　從責任角度來說，他們必須以出色的業績來回報實際投資者（國有）的信任和支持；而在成功上市成為公眾公司之后，他們又必須忠誠于所有股東以及由此產生的董事會。而無論在哪個時期，誠信和廉潔，是所有職業經理人必須遵循的第一道德準則，更是如今的法治社會、信用社會、財富社會高度重視的經理人基本素養。

　　再從收益角度來看，在創業初期，他們雖然無法得到與民營企業家相提并論的物質財富，但是曾經籠罩在鄭俊懷們身上的光環，數不勝數，他們得到了深為眾人所欣羨的顯赫社會地位和政治贊譽。更重要的，他們更因此而得到了無數政策優惠、無數貸款便利，無數資源傾斜……這些，恰恰正是企業向更高層次邁進與飛躍的重要助推力，恰恰正是他們日后聲動業內名揚天下的關鍵所在，這些也恰恰正是當時為諸多民營企業家努力追求而難以企及的！

　　同樣在向現代企業制度邁進的道路上，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無論是業內，還是學界，均在逐步正視并且建立起一種認可和尊重，那就是企業家在企業文化與價值鏈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們的貢獻在精神層面的褒揚之外理應得到與之相匹配的物質回報，于是在按勞分配、績效掛鉤的大原則下，鄭俊懷們得到了數十、甚至數百倍于其他員工的薪水和股權。

　　同時代成功者的成功因素大同小異，腐敗者的可乘之機也驚人相似：那就是企業家獨斷專行、剛愎自用，逐漸凌駕于規則之上，甚至開始暗中挑戰神圣的法律，企業內部所有的制度和機制只對其他人發生作用，缺乏有效力量對其進行監督和制約，客觀上形成了其腐敗空間。

　　從一個100多人的小工廠發展成為國內乳品行業的龍頭企業，鄭俊懷對于伊利的功績不可謂不大。但仔細研讀伊利的發展史，不難發現，鄭俊懷之于伊利最大的功績是在他當政的早期，是他果斷地對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并且打破干部任用的舊體制，大膽提拔和使用有能力的年輕人，正是這些年輕人敢于沖破陳規舊制束縛的創新精神和沖天干勁，把伊利在短短十年里迅速做大。

　　然而，隨著伊利的壯大，鄭俊懷在伊利擁有了非常高的自然權威，獨斷專行逐漸成為其行事風格。伊利的董事會長期形同虛設，企業大事完全由鄭俊懷一人之言決定，這種情形在鄭俊懷尚未倒掉之時就已為業界所熟知，執意罷免獨立董事俞伯偉就是對之最好的注解。

　　此外，雖然有關部門對鄭俊懷定性為“侵吞企業資產”，但這卻擋不住坊間對鄭氏試水MBO擱淺的非正式定性。

　　鄭俊懷是在借MBO之名，為自己撈取私利。據報載，鄭俊懷先是挪用公司巨額資金給以親屬的名義注冊的華世商貿公司收購422多萬股伊利法人股，獲取近億元的利益；之后，通過浙江金信信托，挪用公司巨額資金收購2800多萬國有股份，獲利5億多元。這些事情在被獨立董事揭發出來之后，鄭強調是MBO行為。

　　我們知道，MBO的意思是管理層收購，既然是為管理層收購，董事會和管理層成員應該是知情的。但我們從報道上卻看到，除了董事長鄭俊懷、副董事長楊桂琴之外，其他人均不知情。為他人做好事，卻瞞著他人，而涉嫌違規違法的風險卻由自己來承擔，鄭俊懷真有如此大的胸懷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鄭俊懷所為，只是借MBO之名來掩蓋自己的違法事實，以期獲得人們的同情。

　　企業家的腐敗，歸根結底，還是企業家職業道德與企業監管體制的雙重問題，監管體系的改良與完善，企業家職業道德的強化與法治精神的提高，對于現代商業文明價值標準的尊重和推行，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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