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有效的經濟結構絕非是“調整”出來。無視這一點，就會步入“越調整———結構越不合理———越不合理越調整”的成本日漸擴大而效率日益下降的不良循環中

    袁 東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一些人們習以為常的現象或說法，不管看起來和聽起來是多么市井或殿堂，如果真能靜下心來細細琢磨，就會品出好些深長意味來。比如“經濟結構調整”。

　　我們這代人早已熟悉并習慣了教科書、新聞與評論、官方文件上所不斷提到的“經濟結構調整”，年年“

宏觀調控任務與目標”中都有“調整結構”；但調整之后還有一連串的“結構問題”，于是便沒完沒了地“結構調整”，至多再并列一個“總量控制”，并被經濟學教科書概括為“宏觀調控”的兩大核心內容。但似乎沒有好好想過，經濟結構應如何形成，應由誰去調整？為什么老要調整卻老又不理想？

　　生活常識及其之上的哲學理論告訴我們，結構具有內在性，屬于內容；總量具有外在性，屬于形式；結構與總量即為內容與形式。結構一旦形成便較具穩定性，自發形成的結構就更具有自身的變遷規律，相比于總量變動，結構變動更加困難。所以，當人們說“調整結構”時，至少意味著兩點：一是事后之事，即對已經形成的結構予以動作；二是局外的人為之事，即依某個或某些人的主觀判斷為依據。但問題隨之而來：事后動作免不了花費成本，沒有事后調整的事恐怕是最有效率的；局外人的判斷并不完全及時可靠，因為并非總是“旁觀者清”。

　　現實中的經濟結構調整是作為宏觀調控的重大政策被提出并予以實施的，這意味著它是以作為經濟體系（市場）之外的政府判斷為依據的，不乏強制性的行政手段。但是，政府的判斷有多大合理性？調整的成本有多大？經過大量公共投入的“調整”之后所形成的“新結構”是否就一定合理？是否符合本應自我運行的“經濟體系”的規律要求？

　　類似以下兩件頗具諷刺意味的“結構調整”事例，可以舉出很多：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基于擔心電力等動力燃料過剩而有以削減與壓制電力投資為主的結構調整，可到2003年就出現煤電油運緊張局面，只好又加大投入；2004年實施以大力壓縮電解鋁、水泥、鋼材等為主要內容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可還沒等這些政策完全發揮效力，就出現了伴隨經濟快速增長而對這類產品的大量國內外需求，使其價格在全球范圍內大幅上漲，就連這些行業中上市公司股價在短短兩年內也翻著滾兒地上漲。

　　太多的實踐一再證明，良好有效的經濟結構絕非是“調整”出來。無視這一點，就會步入“越調整———結構越不合理———越不合理越調整”的成本日漸擴大而效率日益下降的不良循環中。然而，歷史又明明白白地顯示，在陷入這種循環怪圈中的政策環境中，卻創造出了較長時期的高速經濟增長業績，而且這種增長還在繼續。這不僅從中國，也從“非西方”尤其是諸多東亞經濟體的實踐中都得到驗證。何以如此？如此政策循環怪圈中的經濟增長還能延續多長時間？

　　要回答這一問題，還得回到“經濟結構調整政策”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本質上來。也就是要問，這一模式何以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與地區具有現實必要性？這一現實必要性是否意味著無限期的效力？最近我讀到日本學者長谷川啟之在1994年寫的《亞洲經濟發展和社會類型》一書，就感到頗有些新意。

　　任何事情都是相比較而言的。粗略考察包括中、日在內的東亞、東南亞新興市場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發展，其典型的政府主導模式是相對于西方工業化與現代化過程中的非政府主導來講的。因為歷史事實是，工業化或產業化最早是在西歐，由非政府主體自發地經過幾個世紀的資本與技術積累而完成的。首先是商業資本的逐步積累與強大，之后是在商業資本基礎上的工業資本積累過程，然后才是當今世界看到的金融資本積累與控制。當亞洲在19世紀與西方遭遇時，面對的是“作為既成事實”的、由龐大資本積累予以支撐的西方工業與現代化。而亞洲國家根本沒有西歐那種經過漫長歷史時期積累商業資本、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非政府主體，資本成為極為稀缺的要素。要想開始工業化，就只能由政府出面，盡最大可能地調動社會資源，以至政府在各個領域直接出資引進西方技術，構建自身的工業化設施與體系。久而久之，這一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系的模式就不斷被固化為“理應如此”的強大慣性體制力量。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迄今的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程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就確定了“趕超型”發展目標，為此，制定并實施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戰略。在一個基本沒有資本積累的國家，這當然只能由政府主導，強制實行低工資、低物價、低利率等一系列政策，為的就是在最低限度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前提下，盡一切可能的手段“勒緊褲腰帶搞建設”，為工業體系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積累資本。盡管后來認識到了“比較優勢型戰略”的有效性而逐漸淡化“趕超戰略”，但政府主導的體制模式卻沒有變。可以確定的是，歷經半個多世紀，中國的主體經濟框架與結構幾乎完全是在政府直接領導和參與下形成的。順理成章地，當大大小小的經濟結構變得不符合政府預設的標準時，也就只能由政府力量去直接調整了。

　　然而，當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特別是改革開放以至跨國資本伴隨經濟全球化大量進入中國，資本的積累渠道與力量逐步多元化，資本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稀缺，政府行政力量不再完全覆蓋所有領域時，如果政府還不能從“自以為是的一手遮天式”傳統慣性體制框框中跳出來，就只能跌入“越調整———結構越不合理———越不合理越調整”的惡性怪圈中了。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是沿著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其核心是只在市場失效的領域才需要政府參與———相反的實踐路徑走過來的。如果說這一發展路徑在過去還有可以理解與接受的必要，那么，這一“路徑依賴”今后已不再有效，必須盡早擺脫。因為，誠如日本學者長谷川之所分析的，過去“政府過分介入與干涉”被“正當化的乃是經濟發展帶來的物質的豐富，以及因就業機會的增加產生的國民對物質生活的滿足。經濟上滿足感的增大，就會產生對非經濟方面的滿足，也就會使人們感到經濟近代化與政治近代化等方面的近代化的乖離。”“只要‘經濟近代化’繼續發展，哪怕是漸進的，早晚會導致權威主義體制的崩潰”。

　　這便是我由“結構調整”所品出的“深長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