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評論員　李洪俠

　　8月13日，＜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再次強調，用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簡稱“廉經房”)辦法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

　　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制度分別開始于1998和1994年。十多年后兩制度又被重新拔高，目前的核心問題是廉經房由誰來供給、供給多少、用什么供給、供給什么樣的廉經房、怎樣分配等一些列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

　　城市低收入家庭有多少就供給多少廉經房，似乎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實則不然。一方面，出于利益考慮，一些地方政府有將數字做小的傾向。眾所周知，分稅制改革特別是土地實行“招拍掛”以來，土地出讓收益成了地方政府名副其實的“二財政”，有些地方甚至已占到財政收入的70%。但是＜意見＞卻規定，地方政府應在資金和土地上要給予廉經房政策支持。如“土地出讓凈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資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對廉租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建設用地，各地要切實保證供應，要根據住房建設規劃，在土地供應計劃中予以優先安排”等。這與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致，誰能心甘情愿？再加上＜意見＞要求廉經房供應對象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確定。相信理性的地方政府領導都會選擇盡量做小數字，這樣，不僅可以把多余的土地賣出更高的價格，增加“二財政”，也可以通過商品房開發征收各項房地產稅費增加“一財政”。畢竟，“廉租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建設……一律免收……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是明文規定。然而，在一些地方，數字被做小的結果卻是，廉經房不但不能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相反可能成為坐擁幾套住房的富裕家庭的牟利工具。

　　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對稱和“理性加總悖論”的存在，數字又有被放大的傾向。眼下

房地產價格的狂飆突進逐漸給市場這樣一種信號：

房價只漲不跌，有錢就該買房。于是被稱為“籠中虎”的巨額居民儲蓄正在日夜兼程地奔向房市，做夢都想著通過低買高賣賺取利差，怎能放棄廉經房這大好機會？為取得購買廉經房資格，富裕家庭便會設法隱瞞收入、居住狀況等信息，爭取成為廉經房供給對象。而政府在此項博弈中處于信息劣勢，難免讓富裕家庭“蒙混過關”。如果說富裕家庭的理性行為無可厚非，那么全社會范圍內的這種理性加在一起則出現了“理性加總悖論”，即如果政府真的以被放大的數字毫無約束地提供廉經房，結果一定是供給嚴重超過需求，房價暴跌，泡沫破裂，甚至會危及整個經濟。

　　準確確定廉經房供給數量應從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家庭兩方面入手。對政府而言，無非是激勵和約束兩個手段：一方面應從中央財政超收中拿出一部分作為配套資金配給財政緊張的地方政府，保證其不因建設廉經房而大量損失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應該考慮進行一次科學準確的統計，掌握各省及全國范圍內的廉經房供求缺口數字，給各省下達限量供給目標區間，依此類推至縣區。當然，廉經房建設直接掛鉤政績考核也是應該被同時嚴格執行的有效措施之一。

　　就城市居民而言，辦法之一是以住房抵押貸款為核心，逐步建立起包括收入水平、履約狀況在內的完備信用檔案，將已經有過住房抵押貸款記錄的城市居民，無條件地排除在廉經房供給對象之外；辦法之二,定期向社會公開廉經房準供給對象的數據庫，引導公眾舉報監督。但10余年歷史一再告訴我們，這項工作是何其難。長期看，根本辦法還是政府盡快建設足夠的廉經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