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張立偉

　　我們正處在一個富含挑戰的時代：當縮小貧富差距成為經濟轉型缺一不可的條件時，轉型以通脹和資產泡沫為開端，這為縮小貧富差距帶來了現實挑戰。

　　技術主義者認定是因為發行了過多貨幣導致了通脹，如果大量貨幣較為平均地流向了個人，毫無疑問會引起通脹，但中國并非如此，而是通脹表現為資產價格的上漲，更進一步，要素價格不斷提高，除與糧食以及下游禽肉、制品外，其他商品價格均處于平穩且有過剩的跡象。因此說，當前是資產和要素的通脹，且要素價格上漲也是資產通脹的源起。

　　其源頭要追溯至1990年代中后期，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外需緊縮以及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不可避免的出現大批工人下崗，這也是貧富分化問題凸顯的開始。中國加入WTO后，穩定的政策保障和預期吸引外資涌入，經濟緊縮和GDP主義使得中國各地競爭性的大規模招商引資，這些地方政府以勞動力、資源、

能源、土地等方面的優勢吸引投資。在這個繁榮至今的周期，比較清晰的財富流向是外商、壟斷性國企以及地方政府等，這從企業和政府儲蓄快速增長可以明證。

　　包括外資在內的企業利用廉價要素制造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出口獲得貿易順差，出口繁榮導致拉動了上游要素需求和利潤增長，如能源、礦產、金融、金屬制造等國有壟斷性企業，一些地方政府則通過出讓土地獲得大量財政收入。這次以出口為源頭的繁榮，帶動了要素部門，也促使地方政府為吸引外資而大量建設基礎設施，令投資增長迅速。

　　但也出現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如果剔除政府轉移支付的部分，中國的勞動在總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從1992年的62%左右降低到2005年的42%左右。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是，城鄉收入急劇拉大，而城市內部也開始出現收入分化，收入分配迅速形成金字塔狀。所謂新興中產階級的財富則被高

房價吸收到地產商，背后利益分配還有(地方政府控制的)土地、銀行(利息)以及鋼鐵水泥等及其他上游行業。

　　利用廉價資源的發展不可持續，當外匯儲蓄積累一定程度后，人民幣面臨升值的國際壓力。為穩定經濟和就業，無法選擇大幅升值，只能接受通脹，但這也需要條件：需求過旺或者供給短缺。中國恰恰需求不旺，而產能過剩。農民以及城市大量產業、服務業人群收入較低而無法提高需求，而外需繁榮導致了產能投資正在過剩。　

　　于是要素價格重估開始了，這使要素價格提高加強了一些要素壟斷部門的利益，而富人為了規避貶值而涌入資產市場。這是一個兩難的抉擇：減少順差則必須提高要素價格，擴大國內消費，而提高要素價格則會引起通脹，加深分配鴻溝，導致內需不足，反過來強化了對外貿的依賴。無疑，如果不解決分配的不公問題，這顯然與我們所要努力的社會公平取向以及和諧社會理念不符。

　　這一輪糧價上漲，似乎形成了城市普通民眾的住房消費受富人抬高價格之苦，而飲食則遭到農民的“剝奪”。目前，對于城鎮的低收入階層，政府已經適時地采取了多種措施，比如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

養老金標準、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水平，加強對城鄉困難居民的臨時救助，等等。

　　無疑，決策機制必須確保社會的基本公平，地方政府也需要退出作為市場利益主體的角色。需要一個不斷完善的以公平為導向的、防止差距擴大的機制，即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讓那些曾經失語的農民、城市低收入者以及中產階層有發表自己看法以及參與公共決策的機制安排，以維護自己的利益，達致社會公平與和諧。在一部分精英難以受制于道德和黨紀國法的約束之前，必須先不斷完善大眾民主，才能切斷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