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報道　本報記者　李明三　實習記者　邢佰英

　　藥品的生產、流通過程已經揭示出醫改的復雜性。

　　藥價與整個醫療體制密切相關，價格作為經濟杠桿，具有調節供需和調節利益分配的雙重作用。

　　新的定價機制，關鍵在于改變“以藥養醫”的既有體制。與此同時，政府定價的范圍和作用，仍在爭議當中。

　　史錄文，北京大學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主任、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心主任。該研究中心參與了由發改委價格司牽頭的“新的醫藥價格形成機制”專題研究。

　　8月4日，他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21世紀＞：2000年以來，

國家發改委連續22次降低藥品價格，這些降價行動是否達到了政策預期？應該如何認識其效果？

　　史錄文：我們抽取了北京市的12家醫院，1996-2005年全身用抗菌藥品的采購記錄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北京地區全身用抗菌藥品的價格十年來在不斷下降，但由于藥品臨床使用結構的變化，這類藥品同期的加權平均采購價格仍然不斷攀升。兩方面作用的結果，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有效解決。

　　＜21世紀＞：你對如何有效降低藥品費用，有什么建議？

　　史錄文：抗菌藥品十年來的大幅降價，說明降價政策和藥品集中招標采購政策對降低

藥價是起了很大作用。這些藥品的價格經得起一再降價，足見其基礎價格“虛高”的程度。另外，多次降價也將很多質量不高的藥品淘汰出醫藥市場。

　　未來要抓好藥品價格管理，一定要注意從嚴控制新上市藥品的合理定價。必須一手抓“虛高”藥價，一手抓臨床合理用藥，同時還要及時補償醫院的收入缺口，只有這樣才能最終解決“看病貴”的問題。

　　＜21世紀＞：由政府主導的藥品定價機制，在社會上引起了爭議，這次醫改也給予了關注，你如何看待這個定價機制？

　　史錄文：目前很難簡單地斷定這個機制是否合理，不能一味否定。

　　在國外的藥品定價過程中，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管，往往提供協調、談判、中介、橋梁的作用。我國的藥品市場中的90%都是仿制藥，政府很難不給上限，如果沒有這個約束，就會出現藥價定得越高賣得越好的怪現象。

　　目前，藥品的政府定價機制并不是沒有存在空間的，只是怎樣建立合理的定價模式還需要進行科學分析。問題在于，制藥行業是市場化的，但后續的藥品使用卻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市場化程度很低，單純靠政府來控制藥價，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1世紀＞：新一輪醫改有望改變目前的定價機制，你認為企業自主定價是否可行？

　　史錄文：從長遠來講，藥品定價機制肯定應該放開，但目前，還沒有一個科學的研究能說清楚，藥品定價一旦完全放開，將對整個醫藥行業產生怎樣的影響。

　　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西方國家，其藥品定價是完全市場化的。他們的制藥企業已經集團化，數量上只有上百家，分布比較集中，便于管理，相比之下，國內的制藥企業魚龍混雜，多達幾千家，競爭殘酷，一旦藥品定價放開后，很容易產生價格混亂和惡性競爭。

　　另外，中國醫藥市場的信息高度不對稱，醫生又不是完全的市場化主體。而

醫療體制改革的各個環節又都是相互關聯的，所有這些問題導致了目前情況下，單純推行定價機制的改革實際上很難實現。

　　我的建議是，應該普及保證廣大民眾健康的醫療保障，在此基礎上，放開有自主選擇余地的醫療服務。

　　＜21世紀＞：今年3月份，國家藥監局指定了一批廉價藥定點生產企業，業內有人認為這是越權行為，你對此有何評價？

　　史錄文：政府指定企業對廉價藥品進行定點生產，這個做法是有章可循的，采用了基本藥物制度的思路，目的是保證廉價藥品的有效供應，實現廣覆蓋，同時給予企業一定的贏利空間。

　　對企業來說，一旦獲得了定點生產的資格，占有了這塊市場后便有利可圖，如果不定點，實行完全競爭，能否保證藥品供應又成為問題。

　　如果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健全，那么藥品生產應該完全市場化，政府采購也應該市場化，但眼下，我國醫藥市場很大程度上是不完全市場化的。因此，我建議對于廉價藥定點生產企業，政府可以在定點的同時計算好需求量，由政府采購，定價購買，以最大限度地服務于需求人群。

　　＜21世紀＞：目前的藥品招標制度，業內意見很大，您認為應該如何改進？

　　史錄文：藥品招標的理念沒錯，因為招標給企業提供了一個自由競爭的平臺，有效地壓低了藥價。但也使很多療效顯著的廉價藥品無人生產，因為企業不愿生產低價藥，就另換新藥，在這個過程中，高價藥被招進來了，藥品結構發生了變化，結果藥品價格看似降了，實際費用卻不降反升。

　　招標本身的思路是對的，但是很多細節問題，例如怎么達到公開透明？怎么減少企業的負擔？怎樣通過招標去規范市場流通？如何引進企業有效參與和社會的有效監督？都需要深入研究，完善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