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飛欣

　　1、11%不是GDP長期增長率的極限標準

　　6月份中國GDP增長率達到11.5%，引起廣泛不安，普遍認為經濟發展從偏快趨向過熱。

　　上世紀60年代當日本提出長期年均增長率7%的國民倍增計劃時，全世界都認為不可思議，但是日本實現了，并創造出年均10%的增長奇跡。自此，各國的政府與經濟學家又下意思地將10%當作長期增長的極限，年均增長率超過11%又被視為不可思議之舉。

　　的確在日本之后雖然約有20個國家也曾在不同時期出現過年均10%的長期增長，但除了個別石油國與新加坡等城市國家之外，尚未有一國曾達到或超過11%的。雖然中國在長達20多年的時期起伏跌宕于10%上下，但年平均增長率終未能攀上11%。

　　盡管我國在2003年以來年年都游刃有余地超過了10%，人們仍然不敢相信中國完全可以長期保持年均11%以上的增長速度。

　　從2003年至2006年，中國GDP增長率分別為10.0%、10.1%、10.4%、10.7%；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水平上漲幅度僅是1.2%、3.9%、1.8%、1.5%；新增外匯儲備異常高漲占當年GDP的7.1%、10.7%、9.4%、9.3%。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雖然中國經濟快車是在小心翼翼地試探性提速，但卻顯得輕松自如且留有余地。

　　盡管連續4年GDP增速達到10%以上，但全國居民消費價格仍保持令人滿意的低上漲幅度。在此期間只有2004年價格漲幅略顯突出為3.9%，其原因是糧食政策性提價過猛(13%)和外匯儲備較前一年增幅過快，如果讓糧價逐年小幅上調，新增外匯儲備占GDP比例適度降低，則各年價格漲幅都不會超過3%。即使年增長速度達到12%，消費價格漲幅也不會超過4%。

　　新增外匯儲備占GDP比例高達9%，說明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可用于經濟平衡的實物量占GDP總量的9%，足以抑制9個百分點的通貨膨脹。這還沒有動用近似GDP總量50%的1萬億美元的累積外匯儲備。

　　2007年上半年GDP增長率11.5%，居民消費物價指數為3.2%，接近2004年水平，但這僅僅是短期局部性結構問題，而不是總需求過大的表現。而且糧食與肉禽蛋等農產品逐年適度提升價格，是逐步減少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方式，并有利于吸引農業投資，既在情理之中也符合價值規律。在增長速度接近12%的情況下，僅有4%左右的消費物價波動，還有居高不下的外匯儲備增量，這不能視為趨向過熱，如果減少過量的儲備，還能進一步提速。

　　沒有理由設定日本奇跡就是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極限速度，也不應該逢“高速”就無緣無故地喊經濟過熱。現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還沒有到最佳增長狀態，還可以提高到“增長恐高癥者”更不可思議的程度。

　　2、4%不是CIP漲幅的警戒標準

　　今年上半年CIP漲幅達3.2%，6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4.4%，這是令人神經緊張的主要原因。據說，國際經濟學界流行的說法是CIP漲幅超過4%就是非正常狀態。

　　其實，這僅僅是發達國家的經驗之談。發達國家GDP增長率達到4%就是快速增長了，相對而言4%的通脹率自然顯得較高。上世紀90年代是美國經濟發展的最佳時期，經濟景氣長達10年之久，年均增長率為3.4%，通貨膨脹率(隱含減縮指數)為2.1%，參照兩率漲幅差距，對應我國今年上半年11.5%的GDP增幅，即使通貨膨脹率達到7.1%也屬正常。中國2007年上半年通貨膨脹率僅為4.7%，應視為良好狀態。居民消費物價上漲3.2%，比前兩年偏高，僅僅是與消費物價相關的農產品價格結構性上揚，而非全面物價上漲。

　　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一般的通貨膨脹其實是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此話蘊涵的深刻道理是，通貨膨脹是宏觀經濟的市場自發調節作用，或者說是價值規律的作用，適度通貨膨脹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動平衡。但是通脹會帶來利益格局的變化，因此會引發政策之爭而形成政治問題。例如農產品漲價利于農民，卻不利于城市居民，更不利于工資長期固定不變的國家公務員和國企職工。遺憾的是農民階層離國家決策層最遠，當去年上半年肉禽及其制品下降7.7%，蛋價下降10.9%之時，鮮見有為農民喊冤叫屈的，今年上半年肉蛋漲價卻引來輿論界的嘩然和政界的不安。

　　至于過度通貨膨脹當然是弊大于利，但是“物無美惡，過則為災”，什么好事做過了都會惡性發作？營養過剩了會發胖生病，人的局部細胞不受節制的瘋長就會形成惡性腫瘤。

　　因此，通貨膨脹率的警戒線應定位多高，主要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城鄉居民利益平衡問題；低收入階層與高收入階層的利益平衡問題；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發展平衡問題；國內外的貿易平衡問題；金融資本與實業資本的平衡問題；現在還要考慮銀行存款收益與證券交易收益的平衡問題；------。

　　總之，不能恪守4%的信條，一般性通貨膨脹是經濟結構和經濟利益的自動平衡機制，只要有利于經濟結構與經濟利益的平衡，都是可以接受的。

　　3、中國GDP增長率綠燈區指標是12±1%

　　經濟增長快慢要量力而行。所謂量力就是要看社會積累率有多高，即國民消費后的結余有多少。

　　中國積累率過去長期維持在30%以上，2003年以來維持在42%以上，這是中國人勤儉節約的美德使然，也是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和高成長性增加了中國人持幣的信心�，F在，醫療、上學、住房、養老等人民重大生活問題缺乏有力保障是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但不僅僅如此，因為更缺乏社會保障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率要遠低于中國，而中國最有社會保障的階層也具有很強的儲蓄傾向。

　　現在中國人均GDP僅為發達國家的5%左右，幾乎有無限發展空間。只要投資均衡，傾其所有積累用于發展都不為過。根據上世紀新興國家的發展經驗，投入產出比可在3左右，而高于40%的積累率應可維持13%以上的GDP增長率。

　　2003年以來GDP增長率一直在10%以上，2007年上半年更達到11.5%以上，但是每年新增外匯儲備也都在GDP的9%以上，說明經濟發展仍然留有余地，而且余地過大。長此以往一定會引起強烈的外貿沖突，而且會加速擴大沿海出口地區與內地的發展差距。如果將每年新增外匯儲備控制在GDP的3%以內，其余6%用于增加進口資源與科技產品，經濟增長速度還可在11%的基礎上再提高2個百分定，即達到13%左右。

　　13%的增長速度是否太高，過快增長是否會導致效率的降低。因而為了提高投資效率而人為壓低信貸規模和固定資產投資，從而降低增長速度。其實這是一個誤區。所謂當年社會積累除了少量的周轉實物，大部分是當年再生產的產品，減少投資量并非減少已有實物的消耗，而是減少了當年的實物產量，最終是閑置了部分勞動生產力。而勞動生產力閑置等于是浪費，因為它已經隨時間而流失，待業一年的工人和停機一年的設備不會在第二年產生雙倍的勞動生產力。

　　因此，在一定的積累率下盡可能加大投資，提高增長速度，才可能提高投資效率。

　　GDP增長率與儲蓄率之比反映了投資效率。由于儲蓄率一般比較穩定，因此投資效率與增長率顯著正相關。歷史數據也證實了這一結論。1979年至2002年的24年中增長率為3.8%---5.2%的年份有3年；7.1%---8.8%的年份有9年；9.1%---10.9%的年份有5年；11.3---15.2%%的年份有7年。各增長率區段年份的增長率平均值為：4.4%、7.9%、9.9%、13.1%，增長率與儲蓄率之比的平均值為12.8%、21.2%、27.2%、35.9%。

　　與高增長等于低效率的流行說法截然相反，高增長才有高效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增長率達到13.1%時，投資效率為35.9%，相當于投入產出比為2.8，這才是理想的高效型增長方式。

　　證明高增長才有高效益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隨著GDP增長率的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與財政收入呈高度相關性同比例上升。

　　1999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二個經濟周期的最后一個低谷年，1999年至2005年，各年GDP增速為7.6%、8.4%、8.3%、9.1%、10.0%、10.1%、10.4%；而企業的經濟效益也與之成正比地節節攀升。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所有者權益利潤率，即利潤總額與其所有者權益(凈資產)之比為5.1%、8.9%、8.5%、9.6%、12.1%、13.2%、14.4%。

　　兩組數據呈現極高的相關性(相關系數0.98)，說明企業效益與GDP增長率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據此較有把握的預測：如果2007年的GDP增長率是12%左右，則工業企業的凈資產利潤率應升至19%左右。

　　隨著GDP增長率的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值也在一路上升.

　　從1999年至2005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值為12.8%、13.5%、14.9%、15.7%、16.0%、16.5%、17.3%，這組數據與同時期GDP增長率也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高達0.94。按此趨勢測算，如果2007年GDP增長率達到12%左右，則財政收入占GDP的比值應達到19%左右。

　　財政收入與企業凈資產利潤率同時提高，都與GDP增長率高度相關，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物耗成本隨著增長率的提高而逐步降低，經濟增長的附加值部分的比重在逐年提高，再次證明高增長才有高效益。

　　如果將11%至13%作為中國GDP增長率的最佳區間，那么高于13%才可以認為偏快，同理低于11%可認為趨緩。GDP增長率綠燈區指標可表述為12±1%。

　　4、適度通貨膨脹率約為GDP增長幅度的70%，適度消費物價上漲幅度約為GDP增長幅度的40%

　　高速增長中一定會出現暫時或局部短缺，漲價就是有效彌補短缺的市場調節手段。增長越快短缺出現的頻數和范圍就越大，價格調節的規模和力度就要求越大，通貨膨脹的幅度也必然隨之升高。因此，合理的通貨膨脹率與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具有一定的比例關系。

　　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增長大起大落，物價大升大降，熨平波動后的狀態是，GDP年均增長速度10.3%，年均通貨膨脹率7.1%(世界銀行數據)，年均通貨膨脹率約為GDP年均增長率的70%。這意味著靠市場自發調節作用，經濟增長需要有相當于其增長幅度70%的通貨膨脹率，這是維持經濟增長動平衡的必要代價。

　　年均增長幅度的70%可以作為我國通貨膨脹是否適度的參考指標。

　　從2003年到2006年，及其007年上半年，通貨膨脹率一直維持在低水平，為2.6%、6.9%、4.2%、2.9%、4.7%；而適度通貨膨脹率參考指標為7.0%、7.1%、7.3%、7.5%、8.1%。其中只有2004年通貨膨脹率最接近適度指標，其余各時期皆明顯低于參考指標。

　　有意思的是，雖然2004年是近幾年物價漲幅最高的一年，但也是經濟平衡最見成效的一年。從1997年以來，2004年是城鄉人均收入同步增長的唯一年份。1978年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差2.6倍，由于農村改革先行，農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到1985年城市改革開始時，城鄉收入差別已降至1.9倍。但此后差別又重新拉大，1992年復原到1978年2.6倍的水平，時至2003年甚至擴大到3.23倍。2004年農產品價格調高13.1%，影響居民消費物價上漲到3.9%，但是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倍數卻未有增加，并略有下降。

　　然而，以后兩年雖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升，但農產品價格升幅卻微乎其微，2006年甚至出現肉蛋降價10%左右的嚴重趨勢。由此，城鄉人均收入倍數又重新回升。更為嚴重的是農民生產肉蛋產品的積極性嚴重受挫，肉蛋產量下降，生產價格上漲高達兩位數。

　　并非物價越低越好，2005年及2006年的消費物價漲幅不到2%，若能在這兩年內連續小幅提升農產品價格，使消費物價漲幅維持在3%，那么就不會出現2007年肉蛋荒。若從此農產品價格年年適度上升，使消費物價指數長期維持在3---4%，那么，城鄉人均收入的差距擴大化就可以嘎然而止，并逐年縮小。

　　因此，評價物價形勢好壞，不能單純以物價指數高低為準，還應重點考察貧富差別、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外貿差別等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否更趨于合理。

　　通貨膨脹率是經濟總量的指標，是全社會投資品與消費品漲價的綜合反映，而大眾能直接感受到和最為關心的是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IP。從2003年到2006年，及其007年上半年，CIP值為1.2%、3.9%、 1.8%、1.5%、3.2%。從單純消費者角度分析，消費物價漲幅最好年年低于2%，但是這樣做必然會埋伏更大的短缺隱患，當積弊過大時就會引發物價過大的波動。如從可持續發展的眼光看，2004年的物價指數3.9%是較為合適的，而2007年上半年的物價指數3.2%也是適度的。

　　因此，可將2004年居民消費物價指數作為適度物價漲幅的參考。

　　經濟增長速度越高，居民收入差距也越大，通過消費品價格的調整，可以適當地均衡收入水平。因此，居民消費物價指數也可以與經濟增長速度掛鉤。2004年的消費物價指數約為當年CIP增長幅度的40%，可以此作為消費物價指數適度漲幅的參考標準。

　　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的適度消費物價指數應是：4%、4.0%、4.2%、4.3%、4.6%。2007年1至6月物價上漲3.2%，但6月份同比消費物價卻提高了4.4%，只要2007年全年消費物價水平控制在4.6%左右，就表明經濟仍處于良性運行狀態。

　　預計今后中國GDP年均增長率將長期維持在11%至13%，其適度通貨膨脹率應為7.6%至9.0%；適度居民消費物價指數應為4.4%至5.2%。

　　5、促進農民進城就業，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比例年均下降幅度應為3.6%左右

　　在論及經濟是否過熱時，很少提及就業率；在論及就業率時，很少將農村就業率放到首要位置。

　　農村剩余勞動力數以億計，是中國當今就業第一大問題，農民進城就業的問題解決了，其他階層的就業問題也就不成其問題了。

　　中國正處于加速城市化階段，每年應有大批農民進城就業，純務農人數應越來越少。亦工亦農的人數越來越多，2006年在鄉鎮企業就業和外出務工的農民超過2億人，其中外出務工為1.15億人，農民進城務工收入已占其現金收入的三分之一。

　　現在關于農民進城就業情況沒有直接的統計指標，但可以通過第一產業人數的增減間接反映出來。因為第一產業除了少量礦業就業者外絕大部分是務農者。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減少意味著農民進城就業增加，反之則減少。

　　農民進城就業情況與經濟總量增長情況密切相關。根據1978年以來的統計數據，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的增減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負相關性。

　　從1991年以來，但凡GDP增長率超過10%的年份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的絕對數是減少的，說明務工人數超過了農村人口增加數，反映城市化進展正常；但凡GDP增長率低于10%的年份，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的絕對數就會增加，說明進城人數少于農村人口增加數，反映城市化進展遲緩；當GDP增長率低于9%時，甚至會出現第一產業從業人數增長率大于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情況，這是城市化停滯甚至反復的反映。

　　所以在中國尚未初步完成城市化之前，GDP增長率不能低于10%，更不能低于9%。反過來說，中國第一產業從業人數增長率應該小于1，也就是農業就業絕對人數應不斷減少。這是檢驗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是否正常的重要指標之一。

　　高增長率導致高就業率，高就業率就會導致消費需求旺盛，導致消費物價上升。但是中國高增長期就業人數增加對物價指數影響并不大，因為每年新增從業人數應低于或相當于全國新增人口，約1%。而我國糧食增產幅度基本與人口增長率相當。2000年至2005年肉豬出欄頭數年均增產約2.4%；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年均增長5.2%；GDP年均增長9.5%，都遠高于就業人口的增加。

　　按理說，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產品成本會不斷降低，其價格也會不斷下降，至少不會提價。但由于市場配置資源及調節收入的需要，必定要逐步提高價格水平。只要以貨幣為基礎的信用體制不發生異常，只要政府宏觀調控手段力度得當，就不會發生過度的通貨膨脹。

　　高增長本身不會帶來過度通貨膨脹，因為大量增產的實物可以滿足增加的消費需求。我國出現的過度通貨膨脹主要是宏觀調控政策不當造成的。從1991年至2006年的15年間，GDP增長率超過10%的有9年，其中6年消費物價上漲低于10%，平均漲幅僅4%，高于10%以上的僅有3年，即1993至1995年，而這三年農產品平均漲幅高達24%，其中1994年竟高達40%，而此時期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都還高于50%，致使這3年消費物價漲幅高至19%。其中，1994年陡然增加的外匯儲備又再使物價上漲7個百分點。

　　糧食應該提價，農民應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但將多年形成的工農業價格剪刀差集中于短期平衡則有悖于經濟規律。與此同類的問題還有國家公共部門數年一次的集中提薪與公共產品的集中提價，以及央行新增外匯儲備占GDP比例的變化過大。如果政府諸多可能影響物價的行政與財政措施都采取隨經濟增長逐年小幅調整，就不會因此而導致某一年度物價的畸高。

　　1993至1995年的過度通貨膨脹并非高投資高增長造成的，但當時的宏觀調控政策不是針對糧價和外匯儲備等致通脹的原因，而是張冠李戴地采取了嚴加控制信貸規模和建設規模的過激政策，致使1997年增長率降至9%以下，物價也一路下跌，最低降到­1.4%，但農村剩余勞動力也急劇增加，至2002年增加了2050萬人。與此同時城里職工也大批下崗。直到2003年GDP增長率重新回升到10%，農村剩余勞動力才再度下降，至2005年僅僅3年時間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2900萬人。

　　所謂農村、農民、農業的三農問題并不難解，根本出路就是大部分農民進城就業，小部分集約化耕作，政府給予適當補貼。只要GDP持續高速穩定增長，三農問題便會水到渠成自然而解。

　　2003—2005年，連續3年GDP增長率超過10%，年均消費物價上漲2.3%，第一產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比例從50.0%降至44.8%，年均-3.6%。照此高增長低通脹的城市化進度，再有22年農業從業人數即可將至20%，基本實現城市化。

　　6、經濟增長的質量標準—超值增長倍數1.03以上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其基本標志是：以美元折算的GDP增長率超過了以人民幣統計的GDP增長率。超值倍數越大說明中國相對于美國的技術進步越快，反之則越慢。

　　以美元折算的增長速度較之以本幣統計的增長速度更具有國際比較意義，可稱之為國際比較增長速度。計算公式為：國際比較速度=本幣統計的GDP名義值倍增數÷同期

　　20世紀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日本以本幣統計的年均增長率為10.9%、4.3%、4.0%；而以同期美元換算的比較增長率卻高達13.6%、9.7%、6.4%；同期美國的增長率為4.3%、 2.8%、3.0%。1950年美國人均GDP約為日本的5倍，至1987年日本首次趕上美國共用了37年；如果以日本本幣統計的增長率計算，則必須70多年才可能趕上美國。

　　國際比較中出現的超值增長現象是因為靠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被嚴重低估了。目前的GDP及其增長率的統計方法，可以較好體現經濟的數量增長，卻會漏計大部分質量提高的價值。例如電腦、網絡、手機、家電、汽車等高技術產業，年年都要投入大量的科技研發資金，每一款新產品及每一項新服務問世都會在質量、性能、功能方面有顯而易見的提高，但價格卻往往不能隨之上升，甚至上市后即開始逐年逐月貶值降價。這部分隱性價值的增加實實在在卻難以統計。

　　以美元換算的增長率越高于統計增長率，說明經濟增長中新增隱性價值越高，技術進步越快。因此以美元換算的比較增長速度與統計增長速度的比值若低于1，說明與美國的技術進步差距更大了，等于1則與美國同步，大于1則說明技術進步相對快于美國。

　　21世紀后30年間，中國以美元換算的比較增長率始終低于統計增長率。但是自2003年至2006年形勢發生了逆轉，各年的統計增長速度是10.0%、10.1%、10.4%、10.7%；而國際比較增長率為10.6%、14.7%、13.5%、15.9%；各年比較增長速度與統計增長速度之比皆大于1，為1.01、1.04%、1.03、1.05，比值年均增大3.2%，說明中國與發達國家技術進步差距日益擴大的趨勢終于發生了逆轉，終于進入了事半而功倍的技術增值型的發展新階段。

　　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在超速增長的基礎上又疊加了超值增長的加速度，中國全面趕上發達國家的時間將從130多年縮短到30多年。

　　2002年美國人均GDP是中國的25倍。我國的計劃是20年人均GDP翻兩番，而美國現在的速度是30年翻一番。照此發展計劃，中國人均GDP要趕上美國需要130年以上的時間。

　　中國2003年至2006年的年均GDP增長率為10.3%，這需要14年翻兩番(中國現人口增長率與美國相同)，中國人均GDP要趕上美國需要62年的時間。

　　中國2003年至2006年的年均比較增長速度為13.7%，僅需11年即可翻兩番，照此速度發展，40多年后中國人均GDP將與美國持平。

　　中國2007年上半年GDP增長率為11.5%，估計超值增長倍數大于1.03，比較增長速度大于15%，如此，中國將在23年后總量GDP趕上美國，30多年后中國人均GDP將趕上美國。

　　(作者為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文章轉載須經作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