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青安

　　截至7月17日， 6月份房地產的統計數據仍未公布，而新一輪房價集體上漲已是不爭的事實。2004年以來，中央政府動員9個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啟動了稅收、土地、金融、行政四大手段對房價進行調控，今年更是頻繁加力，房價卻越調越漲。專家認為各政府部門根據各自的需要出臺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致使各部門政策相互打架甚至對立，中央政策地方執行不到位都是房價難扼的原因。

　　截至7月17日，北京市房地產交易管理網顯示，一方面是房價的大幅上漲，另一方面是銷售面積更大幅度的下降，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稱，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土地交易市場成交土地326萬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 含兩限普通商品房 )288萬平方米，同比增長24%；住宅用地成交均價為2500元/平方米，同比下降25%。

　　為什么中央九部委也遏制不了房價?

　　“部門出臺的政策相互掣肘，使調控力大打折扣。這也是房價上揚的原因之一。”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師蔡如海告訴記者。真是九龍治水,都沒有水喝?

　　例如，在“國十五條”中，建設部出的一張牌是“積極發展住房二級市場和

房屋租賃市場。引導居民通過換購、租賃等方式，合理改善居住條件……”；而稅務總局出的牌則是“從 2006年6月1日起，對購買住房不足5年轉手交易的，銷售時按其售房收入全額征收營業稅；超過5年(含5年)轉手交易的，按其售房、購房價差征收營業稅。”顯然，這兩項措施的作用是完全對立的。

　　更明顯的是，混亂的數據讓人們對任何數據都存有戒心。國家統計局曾發布，某地某月房價同比上漲7.3%，第二天當地相關部門對外公布的商品住宅預售交易平均價格同比漲幅卻為17.3% 。

　　其實中央九部委遏制不了房價,“市場失靈”最主要的問題還是“機制失靈”,主要三點,一是調控目標的失誤,房價問題本身是個偽命題,這個偽命題使我們的治理用的是”堵”(前年的打擊投機)、“壓”(限制銷售價格)，走上與大禹治水完全背道而馳的道路，至今我們沒有來認真討論一下建設部2003年18號文，對于房屋供給的制度變化是否正確？在這份文件里，

經濟適用房由“住房供應主體”被改為“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商品住房”。把應該由地方政府承擔責任的經適房和廉租房，全部變成住房需求，不分流需求，這個需求能不“巨大”嗎？2005年土地出讓金一共是5500億，而用于經濟適用房建設的資金不過62億。

　　現在大家討論房價高,其成本構成里的“地價”很少被提起,而這一點的忽視,使我們的房價之爭就進入一個二律背反的兩難境地。土地收入沒有納入財政預算管理這已是公開的秘密，所以說，如果沿著地價問題才找對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建立我們的土地資源的循環經濟體制。在研究中國房價收入比的曲線圖的同時，更要研究中國地價收入比的曲線圖。建議政府向香港、新加坡等地學習，運用好政府地價收入，采取多種形式如補貼、懲罰等措施配合房地產商，使住房產品差異化(房型、戶型大小、租售、廉租房)后，才有可能實現居者有其屋。

　　二是權責不清，至今老百姓搞不清楚這九部委、地方政府到底誰來對住房問題負責，條塊分割、職責模糊的管理體制難免在治理中都無法發揮作用；

　　三是調控思路的模糊，調控三年來六部委、八部委、九部委調研很多次，至今卻連一個權威的數據都沒有，難怪老百姓不相信所謂學者專家的“數據”，建設部和各地區房管部門和統計局的數字都在打架，老百姓莫衷一是，那么研究的結論就可想而知，假如是在什么“贊助“下的研究那就常常研究出背離”常識“的結論出來；沒有一個科學、真實的經濟數據系統，沒有開放的經濟信息系統，老百姓的知情權無法落實，政府希望的經濟理性就無從談起，一次次的八部委九部委對于樓價的調研都已經成為新聞疲勞了。

　　最近，一直穩定在與市民收入1：1水平的重慶房價比股票漲得還快，連北海這樣的中小城市也加入了漲價大軍，越調控越高，這是什么失靈了？是”機制的失靈“，一個被政績沖動綁架、被特殊利益集團綁架的住房需求強力推動著房價的上漲，“真實的需求”被扭曲為“虛假的需求”和“無效的需求”。

　　我們今天CPI是20年前的標準,現在中國人反應強烈的物價“幾座大山”如樓價、教育費用、醫療費用、養老等,均沒有在CPI中著重體現,樓價、教育費用、醫療費用、養老等的價格卻是CPI沒有反映出來的價格之痛，我們信息系統的反應落后，怎么可能真實反應今天民生的問題，進而進行調控呢？

　　價格信息系統的扭曲、機制的失靈，使我們習慣于用簡單甚至粗暴的“命令”去調控市場價格。我們的價格改革從1978年開始，從“雙軌制”開始改革試水，走過了20年的歷史，然而我們的價格體系在不完善的政治經濟體制下，還是一個畸形的產物，尤其是我們對于價格的管理思維和水平。

　　在政府的調控中，我們缺少的是幾樣思維和工具，一是凱恩斯所說的“消費偏好“，也就是”消費心理“，尤其是”消費者“的心理，不注重心理偏好只是簡單命令，所以調控就會按倒葫蘆起了瓢；二是”供應革命“，對于價格規律我們只知道是供求關系所造成的，我們暫不談論復雜的”有效需求“問題，如在對于樓價的調控上我們在“廉租房”、“經濟適用房”至今也沒有一個準確的計劃，對于需求不去分流，對于供給不去增加，只能是不調控還好，越調控越高；

　　為什么？就是第一個原因“消費偏好”，人們習慣了在調控之后的“稀缺性”上獲得利益，如“90平米禁令”，人們解讀為大戶型的稀缺，至于停建“

別墅”使一些原來沒人要的“別墅”一下子奇貨可居了。

　　政府不在供地數量和價格上、“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供給上、政府收費這三大供給問題上有實質改善，樓價調控絕對不是某個市長說說調控就可以調控下來的。第三如何面對由商人、個別官員、個別專家學者和個別媒體構成的特殊利益集團,這只”看得見的手”往往在操縱著所謂的市場價格，上海房價在反腐后應聲下落就是最好的說明;第四如何建立科學、公開、透明的經濟信息體系，使信息不被壟斷，價格才不被壟斷；

　　當重慶樓價比股價漲幅還大的時候，在一次次價格博弈中“看不見的手”戰勝“看得見的手”的時候，暴露出來的是我們價格體制的不完善，是我們的管理思維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