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青安

　　自國家6月上旬批準重慶、成都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重慶的房價出現暴漲，6月17日～25日9天時間之內，重慶房價上漲7.6%，多的每平方米漲了七八百元，少的每平方米也漲了兩三百元。

　　蘭州市物價部門近日首次限定：凡蘭州市普通級牛肉面館，大碗牛肉面售價不得超過2.5元，小碗與大碗差價為0.2元，違規者將嚴厲查處。歡呼聲、哄笑聲一片,在老百姓生活必需品 “衣食住行、吃喝拉撒” 中，總算有碗“面“被限價了，然而作為經濟管理部門的管理思維和水平實在是不敢恭維，如果可以命令“市場”，那么還要什么宏觀調控的”市場手段”，那么還需要溫總理對于經濟發展提出憂慮嗎？

　　價格，是經濟生活的調節杠桿，如何認識和使用好這個經濟管理工具，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課題。在“市場失靈“的同時，首先是我們”機制的失靈“；在一個扭曲和天真的體制下，價格肯定會被扭曲的,越調控越漲價；牛肉面被限價了，短期應該沒人敢漲價了，但是在樓價一再被限制的時候，一直穩定在與市民收入1：1水平的重慶

房價比股票漲得還快，連北海這樣的中小城市也加入了漲價大軍，越調控越高，這是什么失靈了？是”機制的失靈“，一個被政績沖動綁架、被特殊利益集團綁架的住房需求強力推動著房價的上漲，“真實的需求”被扭曲為“虛假的需求”和“無效的需求”。

　　我們對于價格形成的規律要去研究，如牛肉面價格的上漲是成本推動型的，只是一味天真的限定最高價格，這樣的管理思維很難真正遏制“真正牛肉面價格“的上漲，限定最高價格，是不是可以偷工減料，是不是以后牛肉面中”牛肉片“的尺寸、數量漸漸稀少到絕種？樓價三限倆定，最后執行結果如何呢？

　　再如豬肉價格上漲，原因之一是去年豬肉價格大跌，使養豬積極性大受挫傷，今年生豬的存欄數下降，從去年過剩到今年的求過于供，還有是飼料等的價格上漲，提升了養豬成本，我們農村的包產到戶使養豬的規模經營效應無法實現，成本無法被攤平，現在政府做出的措施是加大豬肉儲藏的推出，至于推出多少不得而知，所以價格還在小幅度穩步增長；

　　這里不難看出，在“市場失靈“的同時，首先是我們”機制的失靈“，一是我們的豬肉生產銷售體制改革的滯后，最大的表現是價格上漲使養豬的農戶、城市肉檔并沒有得到多少實惠，更多的漲價收入被商業壟斷批發環節、飼料等上游產業所獲得；二是我們的生產-商業-消費的信息管理系統落后，涉及到豬肉等農產品的城鄉之間供求信息不暢通，豬肉價格上漲、大白菜、辣椒、香蕉等價格低到只能爛到地里；

　　我國經濟信息管理系統現狀更加令人擔憂，不是沒有就是不真實，一個事實有幾種數據描述，以樓價為例，建設部和各地區房管部門和統計局的數字都在打架，老百姓莫衷一是，那么研究的結論就可想而知，假如是在什么“贊助“下的研究那就常常研究出背離”常識“的結論出來；沒有一個科學、真實的經濟數據系統，沒有開放的經濟信心系統，老百姓的知情權無法落實，政府希望的經濟理性就無從談起，一次次的八部委對于樓價的調研都已經成為新聞疲勞了。

　　信息系統的落后還表現在我國CPI(物價指數)的構成的落后，對于微利的牛肉面進行調控,輿論一片哄笑,吃飯固然重要，但是今天老百姓對此的反應應該不會那么強烈，我們今天CPI中食物所占比例是20年前的標準,現在中國人反應強烈的物價“幾座大山”如樓價、教育費用、醫療費用、養老等,均沒有在CPI中體現,牛肉面漲價對于今天中國人來說還是不會引起劇烈反應的,而樓價、教育費用、醫療費用、養老等的價格卻是CPI沒有反映出來的價格之痛，我們信息系統的反應落后，怎么可能真實反應今天民生的問題，進而進行調控呢？

　　價格信息系統的扭曲、機制的失靈，使我們習慣于用簡單甚至粗暴的“命令”去調控市場價格，如股市在5月30日股價大跌之后一路走下坡路，這樣一來是降低了股票的市盈率，可是有哪個國家股市像軍隊齊步走一樣，天天要不暴漲要不暴跌，暴漲是泡沫暴跌就不是泡沫？這樣一來政府不是要背上“操縱股價”之嫌疑嗎？

　　豬肉價格帶領著CPI漲幅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流通性在股市和樓市得到體現,現在股市暴跌,勢比給火熱的樓市火上澆油,大量被套牢的股民也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本來股市擴容是釋放流動性過剩的一個最好的渠道,由于發審委的換屆,發行速度的緩慢與高速增長的資金沒有很好的匹配,當股市風險和收益低于樓市的時候,資金流向使樓市是勢在必行的選擇。

　　我們從1978年的價格改革，從“雙軌制”開始的改革試水，走過了20年的歷史，然而我們的價格體系在不完善的政治經濟體制下，也是一個畸形的產物，尤其是我們對于價格的管理思維和水平。

　　在政府的調控中，我們缺少的是幾樣思維和工具，一是凱恩斯所說的“消費偏好“，也就是”消費心理“，尤其是”供給者“的心理，不注重心理偏好只是簡單命令，所以調控就會按倒葫蘆起了瓢；二是”供應革命“，對于價格規律我們都知道是供求關系所造成的，我們暫不談論復雜的”有效需求“問題，如在對于樓價的調控上我們在“廉租房”、“經濟適用房”至今也沒有一個準確的計劃，對于需求不去分流，對于供給不去增加，只能是不調控還好，越調控越高；

　　為什么？就是第一個原因“消費偏好”，人們習慣了在調控之后的“稀缺性”上獲得利益，如“90平米禁令”，人們解讀為大

戶型的稀缺，至于停建“

別墅”使一些原來沒人要的“別墅”一下子奇貨可居了。政府不在供地數量和價格上、“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供給上、政府收費這三大供給問題上有實質改善，樓價調控絕對不是某個市長說說調控就可以調控下來的。第三如何面對由商人、個別官員、個別專家學者和個別媒體構成的特殊利益集團,這只”看得見的手”往往在操縱著所謂的市場價格，上海房價在反腐后應聲下落就是最好的說明;第四如何建立科學、公開、透明的經濟信息體系，使信息不被壟斷，價格才不被壟斷；

　　當重慶樓價比股價漲幅還大的時候，在一次次價格博弈中“看不見的手”戰勝“看得見的手”的時候，暴露出來的是我們價格體制的不完善，是我們的管理思維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