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

　　利息稅存廢之爭即將等來最后的“說法”。據新華社報道，6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授權國務院可以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停征或者減征個人所得稅的決定草案的議案。不少專家預計，該決議草案被通過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們同意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就決定草案所作說明，即，一方面，利息稅開征8年來，在鼓勵消費和投資、合理調節個人收入、增加財政收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時期，財政收入保持了較好的增長勢頭。在這種形勢下，停征或者減征利息稅，國家財政有能力承受。

　　但是我們并不贊成過分夸大利息稅存廢之效用。遍觀近年來圍繞利息稅而發生的爭論，不無諷刺意味的現象是，支持保留或取消利息稅的理由竟然如出一轍。譬如說，一方認為，征收利息稅可以將存款“趕出”銀行從而刺激消費；而另一方認為，取消利息稅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從而刺激消費；再譬如說，一方認為，按照銀行“二八定律”(20%的人口占有80%的儲蓄)，征收利息稅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而另一方認為，富人投資渠道較多而窮人投資渠道較少，取消利息稅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殊不知，此類各自以為言之有據的說辭，恰恰構成了顯而易見的二律背反。

　　就此怪象能夠給出的解釋只能是，利息稅充其量不過是項稅制簡單、征管簡便的小稅種，2006年該項稅收不過區區459億元，相比與近4萬億元之財政收入，所占份額微乎其微。其對于刺激消費、促進公平等幾乎可以套用至任何經濟手段的訴求，所能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換用更為直白的說法就是，正如開征了利息稅未見得就能刺激消費、推進公平一樣，取消利息稅也未見得就能刺激消費、推進公平。

　　應該看到，中國目前所遭遇的消費不足、供給過剩，并非成熟經濟體周期性發生的短期經濟非均衡，其所面臨的困境在于：為了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需要解除舊的福利性契約，如教育、醫療、養老等，這在實踐中導致國民預防性動機增強、儲蓄傾向上升；而為了彌合需求與產出間的失衡，政府被迫以擴大財政收入及支出的方式進行總量上的平衡，但這一機制的脆弱性又使得它往往成為下一輪失衡的基礎——這種體制性的缺陷，并非利息稅所能承受之重。

　　至于近期驟然冒出的“負利率”一說，更是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中國的實際利率長期偏低，確實是個很難解決但又需要解決的大問題，但是，從根本上來說，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間的關系應該是相互配套而非相互替代。取消利息稅的本質是以財政補貼居民戶利息損失，其背后暗含的邏輯似乎可以推導出荒誕的結果，即，如果停征利息稅后CPI繼續走高，央行仍可維持利率不變而轉由

　　當然，依據“藏富于民”之基本思路，就大的趨勢而言，中國應注重采用減稅手段以抑制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只不過，由于前期公共品提供欠賬太多，在當前階段，仍然需要財政收入維持較高水平及較快增長。我們認為，處理這一長期與短期間矛盾的辦法，在于加緊推行稅收結構的調整與優化。這是一個很大的命題，停征或者減征利息稅，只是其中小小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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