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們對于海巖作品的質疑和對他本人的好奇這兩股情緒一直交替存在。在接受《第一財經(jīng)日報》專訪時，海巖坦承他可以在企業(yè)家、環(huán)境藝術設計師、作家、編劇等各種角色之間自由轉換，并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始終保持高產(chǎn)，無非是把別人睡覺的時間用在了寫作上，“比別人更勤奮一點”

　　蘇婭

　　“海巖有槍手，而且是一個寫作班子。”

　　“他的寫作類型化，無非是愛情悲劇+懸疑。”

　　“海巖小說指定命題居多。”

　　長期以來，人們對于海巖作品的質疑和對他本人的好奇這兩股情緒一直交替存在。“企業(yè)家”、“癡迷環(huán)境藝術的設計師”、“暢銷書作家”、“成功的編劇”，白天工作，晚上寫作，一個人如何在多重身份間實現(xiàn)角色的轉換？一位作家如何保持文字的“高產(chǎn)量”？

　　6月18日，海巖在接受《第一財經(jīng)日報》專訪時一一作答。對于自己在各種角色之間的轉換，海巖認為“一個人總會有不同的身份，就有不同的‘面具’來分別面對。做企業(yè)家需要理性一點，寫小說需要感性一點，這些都不是問題所在。”在海巖看來，就像一個人又當父親又當兒子一樣自然，在父親面前同在兒子面前的語氣、表情和心理是截然相反，但做起來也很自然。“有人說我是不是有槍手，還有人說我在單位只是掛名兒，無權也無責，干不同的事需要不同的知識結構和情感系統(tǒng)，如果非讓我說是怎么做到的，我只能說我可能比別人更勤奮一點吧，寫作很辛苦，做設計也很辛苦，整個夏天都泡在工地上，很熱。可能我拿來干事兒的時間，別人拿去睡覺了吧。”

　　對于寫作時間，海巖說：“大多數(shù)時候都10點12點了，少的時候寫三五千，多的時候寫七八千，所有作品都是熬夜寫出來的，我的工作還不是朝九晚五那種，下班都很晚。有時候體力上吃不消，白天上班老在講話，講多了就惡心，有點兒暈，就吃塊巧克力。”對于“類型化寫作”，海巖坦承自己確實寫不了農(nóng)村題材和“黃昏戀”；對于“槍手寫作”的問題，海巖這樣回應：“虧得我是用筆和紙寫作，去年我的手稿展出了80多萬字，我還有800多萬字的手稿。”

　　海巖說，他一直挺羨慕王朔和韓寒那樣什么都敢說的人，而他身為一名國企干部，就不敢亂說話，臟話也不好意思說，“我喜歡聽他們說話，他們的話我說不出來，一個是我沒那個才華，一個是我不敢說”，所以“我的公眾魅力一向比較低”。

　　“純文學作家也類型化”

　　從1982年發(fā)表處女作《便衣警察》至今，海巖每年保持著80萬到90萬字的小說和劇本發(fā)表量。細究海巖的作品，從《永不瞑目》到《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愛人》、《玉觀音》等，總脫不了理想化的年輕的男女主人公、至高無上的愛情、懸疑、真愛蒙冤、悲劇結局的窠臼，終于有部不是悲劇、青春勵志的《五星酒店》讓人對海巖的轉型有所期待，而海巖一個轉身，又推出一部關于青春愛情和悲劇結局的小說《舞者》。

　　“我確實是一個類型化作家。”海巖說。自己并不刻意回避類型化寫作，也沒法回避，“你要問金庸、瓊瑤為什么不寫主旋律，他們也回答不了，每個作家都有自己喜歡的風格、擅長的題材，純文學作家也很類似，我看莫言、賈平凹、蘇童十幾年寫下來，也是在寫同一類型。”

　　“年輕人的事”、“城市間發(fā)生的事”、“愛情的事”是海巖擅長的，至于“為什么老寫悲劇”這樣一個問題，海巖稱自己沒法用語言作出清晰的表述，“大概是因為我生活中是個比較喜劇的人，一正經(jīng)下來就快樂不了了，但也絕不是傳說中那種特悲情特深沉的寫作狀態(tài)，我寫悲劇的時候有可能還在看NBA。”

　　海巖相信讀小說無非兩種心理，一種是找到現(xiàn)實的相似性，讀者能夠把自己的周遭和經(jīng)歷投射到你的作品里，另一種是把生活瞬間理想化的時候帶來的愉悅。而“類型化作家的挑戰(zhàn)和難處是如何讓讀者對你保持興趣。如果讀者對你的類型比較熟悉，他們是不允許你直接克隆的，如果一和二差不太多，他們是不會買賬的”。海巖認為，自己和瓊瑤的不同之處是瓊瑤的套路更清晰，純寫談戀愛這事兒，剛有愛情饑渴的年輕人看瓊瑤的書就很過癮。而自己的讀者以成年人和文藝青年、知識分子為主，吸引他們光靠掉眼淚是不行的。

　　海巖稱自己通常的做法是把愛情放在一個現(xiàn)實生活故事中來寫，因為自己的作品吸引讀者的地方是“海巖的社會經(jīng)驗”，“愛情很純粹，但現(xiàn)實很殘酷、復雜，讀者喜歡看這二者的平行發(fā)展、交融和對沖。越是有生活閱歷的人越能看到這不是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

　　“我不敢追求‘不朽’”

　　除了類型化寫作，海巖小說的另一大特色是指定命題，從《五星飯店》、《深牢大獄》到即將推出的《舞者》，無一不是崇尚自由創(chuàng)作的作家最為忌憚的“命題作文”。

　　《深牢大獄》是給北京市監(jiān)獄管理局寫的，《舞者》是給一家網(wǎng)絡公司寫的，“他們贊助了‘舞林大會’，主要做‘勁舞團’和‘超級舞者’兩款游戲，找我去寫《舞者》沒別的要求，就把‘舞者’的美好寫出來。”

　　在“指定命題”和“自由創(chuàng)造”之間，海巖認為并不存在足以讓人談虎色變的沖突。因為每接一個任務，都是先說好了大前提，前提定了，內容和細節(jié)上作家可以發(fā)揮的空間還是很大。比如給北京市監(jiān)獄管理局寫《深牢大獄》，大前提定了“正面寫監(jiān)獄”，篇幅也定了“總不能開頭提一下監(jiān)獄，結尾再提一下吧，有個篇幅的限制，中間部分可以自由發(fā)揮”。活兒接下來以后，就去過幾次監(jiān)獄、找了幾個人來談談，“重點還在于讀規(guī)定和文件，每寫一個人，一件事中間大量的細節(jié)都得和規(guī)定、文件相吻合，寫作并不是很費事，主要還是把《監(jiān)獄法》學透了。”

　　海巖說：“其實人的基本處境有時是相通的，掌握這點就便于想象。”比如說，和犯人聊天的過程中，他發(fā)現(xiàn)犯人們在監(jiān)獄里做的事有個中心，就是每天都在琢磨如何運用監(jiān)獄管理的有關規(guī)定獲得春節(jié)回家過年的待遇、多打幾個親情電話、延長探視時間，甚至得到一個好一點的工作機會，直至減刑，“他們每天在里面就琢磨這個。”諸如此類具體到個人的處境以及每個人應對命運的措施和行動構成了海巖小說中大量的情節(jié)，“人的具體處境不同，但人的欲望、恐懼、好惡在最基本的層面是相通的。”

　　海巖說：“寫愛情，滲透的是我對生活的理解，如果讀者從中看不到社會經(jīng)驗，看不到對現(xiàn)實的理解，是不會一直追看下去的。我20年前出的《便衣警察》，現(xiàn)在還能在書店看到，而很多追求‘不朽’的純文學作家的書，就剛出版的時候能在書店看到，第二個月就沒影兒了，我不敢追求‘不朽’，寫作觀也比較混沌，我寫作就是為了掙錢。”

　　“成年人就說成年人的話”

　　《第一財經(jīng)日報》：王朔說“現(xiàn)在誰還指著寫書掙錢”是什么意思？寫書真的掙不到錢了？

　　海巖：他就說寫書掙錢少嘛。除了稿費，王朔有他的商業(yè)價值，他比較特立獨行，他的作品和才華又是比較公認的，反對他的人也不否認他的才華和他在文學史上的貢獻，他寫了一個時代的人物、提供了一個時代的某種語言方式，別人不否認。

　　而他又是一個比較純粹性情化的文人，大家喜歡看和日常不大一樣的事兒，他的公眾魅力比較高，就有商業(yè)價值。我還得靠寫書掙錢。

　　《第一財經(jīng)日報》：你說的“但求速朽”是什么意思？

　　海巖：不朽能說嗎？說自己追求不朽那不是無恥嗎？說200年后你的作品還“活”著就是無恥，200年后誰給你佐證去，講別人無法佐證的話就是無恥，200年后，人都朽了你咋知道你的作品不朽？

　　《第一財經(jīng)日報》：1982年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投《便衣警察》時，聽說你讓編輯就看一頁，看能不能還想往下看，當初就那么自信？

　　海巖：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在我家斜對面，當時投稿有個規(guī)定，說三個月給回話。三個月沒什么動靜我就找去了，編輯說沒收到啊，我說票還在我這兒呢，我一看我那稿子就擱邊上，就麻煩編輯看一頁，當初也不是自信，就覺得難堪嘛，你去那兒干嗎了，是就去把稿子拿回來算完？反正就覺得一定要讓他看一頁，不然太難堪了。

　　《第一財經(jīng)日報》：你好像一直都非常低調。

　　海巖：嗨，我要還年輕說再狂的話也沒關系，都成年人了，就說成年人的話，現(xiàn)實、低調、自嘲是一個成年人基本的智慧。中國人講“外用儒”，但處世還是用道家，講可進可退、陰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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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確實是一個類型化作家。●可能我拿來干事兒的時間，別人拿去睡覺了吧。

　　●一個人總會有不同的身份，就有不同的“面具”來分別面對。

　　●我不敢追求“不朽”，寫作觀也比較混沌，我寫作就是為了掙錢。

　　●王朔是一個比較純粹性情化的文人，大家喜歡看和日常不大一樣的事兒，他的公眾魅力比較高，就有商業(y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