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勇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很多觀察家近日憂心忡忡地估計，隨著十年之后老齡化社會的真正到來，中國經濟賴以增長的人口紅利將消失，好日子將難以為繼。考慮到我國人口規模之巨，這種擔心不乏真知灼見。

　　在生育高峰過后，一國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會進入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的時期，這種有利的人口結構為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被稱為“人口紅利”。顯然，一國經濟在經歷人口紅利之后，必然要遭受相應的人口老齡化之苦。中國已享受人口紅利多年，專家稱單單人口紅利對中國1982年至2000年間GDP增長的貢獻比率便高達26.8％。或者說，過去20多年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靠廉價勞動力支撐的。而到2015年，中國人口結構將有根本性逆轉，屆時，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達10％，在少兒撫養比仍然高達0.25％的情況下，老年撫養比超過14％。隨著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逐漸轉變為“人口負債”，以至于可能使得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至少三分之一。

　　設想一下，一夜之間青絲變白發，這不僅對個人是可怕的事，對整個經濟無疑也是場災難。許多國家已經走過了人口轉變（如日本）或者正在處于這個階段（如英國），我們并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老齡化嚴重會危及經濟增長的前途。但與西方國家的經歷不同，人們為中國焦慮還有著額外的理由：工業化尚未完成便已面臨 “未富先老”的尷尬。按照流行的觀點，人口紅利消失所帶來的風險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使得中國依賴出口的“增長

發動機”大受影響；其二，降低儲蓄率，影響到中國的資本形成，進而降低經濟增長；其三，人口老齡化會給社會保障帶來巨大挑戰。

　　然而，故事還有另外一面。人口紅利的消失也可能為中國提供一個實現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長的契機；而且，有意思的是，稍加剖析就可發現，上述流行的觀點與另外一些同樣流行的觀點存有頗多矛盾之處。如果我們追求充分就業、高消費和社會保障有力的經濟，那么人口老齡化很可能會加快這些目標的實現，而不是相反。

　　首先，人口紅利的消失有利于充分就業時代的真正到來。國情告訴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仍要為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而不是為勞動力短缺而焦頭爛額。實際上，現在農村還有超過2億的勞動力需要轉移。老齡化的到來將加速這一工業化的必經階段。與勞動力低廉相比，中國的經濟增長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開放所構建的有效的激勵機制以及巨大的市場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如果勞動力無限供給不改變，賣出八億件襯衫來進口一架空客飛機這樣的低附加值“比較優勢陷阱”很可能還會延續下去。勞動力成本的適當提高，可以促進節約勞動力的技術進步，并且會提升人力資本投資的價值。而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投資是新經濟增長理論的要義所在，這對于扭轉中國粗放式生產有著關鍵意義。

　　其次，人口紅利的消失將提振消費的引擎功能。隨著人口結構的變遷，整個社會持續40％的高儲蓄率將下降。這固然會帶來一定風險，因為高儲蓄率對中國增長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這又是改變高儲蓄低消費現象的好時機。我們要變投資和出口推動經濟為消費推動的經濟，儲蓄率的下降應是題中之意。人口紅利的消失將有利于這種轉變。

　　最后，老齡化迫使我們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從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個人積累制度過渡。為了支撐這個過渡，需要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政策模擬表明，養老保障的轉變將使社會養老負擔率下降大約19個百分點。這無疑為政策變遷提供了激勵。

　　兩百多年前，一位默默無聞的英國教區牧師出版了一本小書，描繪了英倫三島人口膨脹的可怕前景。他名叫馬爾薩斯，那本書便是后來聲名遠揚的《人口原理》。50年前，中國曾因“錯批一人，誤增三億”而在很長時間未能繞過“馬爾薩斯陷阱”。如今，與人口有關的另一個陷阱———“老齡化陷阱”又擺在了中國面前。但挑戰總與機遇并存。通過成功地處理人口結構難題，一個在就業、消費、保障上都日臻完善的社會將展現在我們面前。這不正是我們孜孜以求的嗎？

　　因而，人口紅利的消失需要我們用辯證的眼光來打量。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清楚，事情并不會自動地向好的那方面發展，而需要我們切實為之做出有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