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改方案“復旦版”的主要起草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公共經濟學系主任蔡江南日前提出，中國下一步醫改可以走“社會主導模式”的第三條道路。(6月4日《第一財經日報》)

　　在中國體制改革的洪流里，“醫改”永遠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民生命題。從“北大方案”到“復旦方案”、從“世衛方案”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方案”、甚至到“麥肯錫方案”、“世界銀行方案”……一時間，這些讓老百姓頭暈目眩的方案爭吵得好不熱鬧，在專家學者們醉心于一套套“最完美、最惠民、最國情的”醫改方案的時候，制度設計者可能都忙忘了：于千萬套醫改方案而言，苦于“看病難，看病貴”的老百姓所翹首以盼的只是“一套”治病救命的方案而已；無論是“社會主導”還是“政府主導”，病痛不等人、生命不等人，醫改不能總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了。

　　有兩個語境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一是此前有接近醫改方案制定的“知情人士”向媒體透露：“七大課題組已將各自的醫改方案按時上交到醫改協調小組”，但“由于課題組都已和

國家發改委和

衛生部簽署了保密協議，可以肯定，到方案公布之前，不會再有更新的消息公布于媒體了”；二是衛生部2007年初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毛群安表示，“我國醫改由于牽涉的方面多、參與的部門多、各項制度的制定和實施也需要時間，因此很難確定一個明確的時間表”。換句話說，衛生部自我裁量了一個“醫改流程”——即在一個沒有時間跨度的預設里秘密完成事關全民福祉的醫改。這個顯然有悖程序正義的“醫改流程”與當年醫改、教改、產業化改革的突兀與決然是何其相似呢！今年兩會期間，巴德年委員代表鐘南山、李連達等9位著名醫衛界院士委員作聯合發言時依然引用了以下的數據警醒我們：“中國醫衛水平世界衛生組織排在世界第144位，醫療公平世界倒數第四。”如果說醫衛水平是基于GDP之上的一個定量的話，醫療公平就是基于制度安排之上的一個變量，在這兩個數量之間，老百姓對“新醫改”所寄予的厚望，決不是要醫改來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所有的醫療衛生困境，而恰恰在呼喚最底線之上的“醫療公平”——換句話說，“新醫改”在老百姓的價值期待里是“公平取向”遠大于“技術取向”的事情。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醫改就應該不是一個太大的難題。首先，這些年“不成功”的醫改已經讓我們看到了

醫療改革的癥結所在，盡管這個沉重的“沉沒成本”是以老百姓的血汗(甚或生命)埋單著，但畢竟在越大的矛盾中我們已然越是看清了改革的方向所在；其次，無論是什么樣的”醫改方向”，基點都離不開“惠及全民”的這個訴求、都離不開平衡公平與效率的基本技術、都離不開公共財政的物質支撐；最后，醫改政策必須在敬畏民意與民智的基礎上“互動”達成，“精英主義”和“神秘主義”的結果只可能為將來的“執行力”埋下“民生隔膜”的隱患，這也算是歷史的教訓了。

　　不爭論的醫改不是民主的醫改、只在上層爭論而沒有落地時間表的醫改不是民意的醫改。二十多年后，中國醫改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向左還是向右”，這是一個問題，“走還是不走”，這是更大的一個問題。哈耶克不認同“制度完美論”，其實，任何醫改也不會是診治公共醫療衛生的靈丹妙藥，但，我們不能在面面俱到的挑剔理論中放任弱勢生命的流逝，“新醫改”早一天出臺，就是我們對公共醫療衛生最深情、最人本的姿態，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平安等到不可預期的新醫改政策面世的一天。

　　[稿源：紅網]

　　[作者：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