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我國利益集團不宜過早合法化公開化

　　回歸改革的根本共識以發展為目標推動改革，在發展中追求和諧

　　富國強民和民族復興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終目的,也是各階層對改革的根本共識。

　　雖然社會各界最近對改革產生了很多爭議和分歧,中國的“未富先大”也使經濟發展遇到了“大國瓶頸”,但只有堅持深化改革,才能回避爭議,減少矛盾,發展是社會和諧的大前提

。要深化改革,必須從根本上解決阻礙經濟發展的體制問題,為此,應當促進人口和勞動力有序的跨地區流動,提升內需, 真正建立中國經濟的大市場,讓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火車拉上更多民眾;推進金融改革,以化解產能過剩、壯大企業規模和提高創新能力;加大基礎性公共產品的投入,包括建立基礎教育和基礎性公共衛生體系;同時推進媒體改革,在主要網站建立改革問題的實名討論區,讓輿論對中國的長遠發展起到正面的促進作用。此外,建立和健全法治體系長遠意義重大,但短期內作用有限,不可期望過大。同時,利益群體組織和運作過早的合法化和公開化,很可能令改革舉步維艱,讓經濟政策進入歧途。

　　李稻葵/文

　　四大原因觸發改革爭議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社會各界包括公眾和學界對改革產生了很多爭議和分歧,對改革的方式和方向等各個方面提出了質疑。導致這種疑問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隨著市場體制的深入,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財富的差距更是巨大。尤其是,與改革前不同,這種差距是貨幣化了的,是顯性的,由此導致民眾產生了激烈的心態變化。

　　第二,經濟體制轉變中社會群體受益先后不同,甚至有一部分人受損。原則上講,一個合理的改革應該使得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提高,但是,改革收益的分配是不可能完全公平的,而且利益的獲取也存在先后關系,這些差異就可能造成對改革看法的分歧。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以補償失意者的損失來推進的,比如對下崗工人的補償。但是100%的補償是不可能做到的,仍然會有一部分失意者的利益沒有得到充分補償,這就造成了對改革的懷疑甚至反對。

　　第三,近年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社會各群體對其福利水平提高的期望值有所提高,尤其對平等的訴求日益強烈,甚至產生了非常急躁的心態。如對醫療衛生服務水平提高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就超出了現實的醫療服務體系所能提供的水平,沒有意識到看病難、看病貴是世界性的難題,還極少有成功解決這一難題的案例,不切實際的期望值的上升是改革最大的公敵。

　　第四,由于互聯網的興起,匿名式的大辯論、大批判之風盛行,壓抑了理性言論的空間。

　　有人說,改革的阻力還來自于各種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撓。筆者不認為這是目前改革面臨的最大障礙,至少不是最新的阻力。因為在改革進行的最初階段,各種利益群體就已經存在,歷來也是推進改革需要解決的矛盾。所以,不同群體其利益的不同,并不是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而是由來已久的。

　　重溫富國強民的改革基本共識

　　為了分析和解決對改革的疑問,有必要簡單地回顧一下中國改革的歷史和過程。

　　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的歷史動因何在呢?上世紀70年代末,絕大多數中國人明明確確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的落后,國力的疲弱。經過了十年的文革動蕩以及近30年的封閉自鎖,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加大了,中國近代史上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所奮斗的目標正離國人遠去。在這樣的背景下,各階層可以說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必須探索出一條富國強民、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

　　這一共識延伸出許多新的理論認識,如,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一切從實際出發等等。在這些理論的引導下,中國經濟開始了不斷的探索。開始是簡單地引進西方先進國家的生產技術,形成了當時所謂的“洋冒進”。后來又發現,僅僅引進技術不能改變中國經濟社會的落后局面,需要在體制上下工夫,于是,經濟體制改革作為一個重大課題提上了議事日程。圍繞著這一課題,先是探索和研究了前蘇聯和東歐,包括波蘭、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等國家的經驗。在這些改革的探索中發現,對舊體制小修小補式的改革無濟于事,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于是產生了以市場化為方向的改革道路。與此同時,通過國際經驗的比較,包括總結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地區的經驗,逐漸發現對外開放乃至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乃是富國強民的必由之路。

　　所以說,改革和開放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在追求社會經濟發展、富國強民和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摸索出來并且至今為止一直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道路。改革和開放本身并不是最終的目的,富國強民和民族復興才是中國各階層最重要的任務,這也是中國各階層在改革過程中,包括在改革最困難的時期仍然沒有動搖過的最根本的共識。

　　中國“未富先大”使改革面臨更為繁重的歷史任務

　　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開放,富國強民和民族復興的任務完成了嗎?

　　應該說,這一任務遠遠沒有完成,而且今天的任務更加艱巨和繁重,我們所面臨的客觀環境更加復雜。其原因是,盡管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畢竟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中國的人均GDP目前只有1700美元左右,在世界100多個國家中只是一個剛剛脫離最貧窮國家的水平。不幸的是,由于人口基數巨大,中國經濟碰到了一系列困難。

　　首先就是“未富先大”的困難。盡管中國剛剛脫貧,卻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由此也遇到了“大國瓶頸”,其中包括自然資源的限制,包括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發展過多的關注、爭議以至阻撓。這使得我們20多年前就確定下來并努力貫徹的“韜光養晦、避免沖突”的發展戰略難以實施。與此緊密相關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遇到了內需不足、全方位產能過剩及對外部資源、技術和市場依賴過重等難題。

　　從一個更高的層次來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難題是歷史性的,世界性的,那就是,怎樣使一個貧窮的、人口眾多的國家趕上經濟發達國家。這是沒有先例的。在人類歷史上,要不就是發達國家并駕齊驅,基本上在同一起跑線上一同發展,比如美國、英國;要不就是經濟規模比較小的國家和地區,利用對外開放迅速趕上發達國家,如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的成功案例。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無論在資源利用、應用技術乃至經濟制度上都必須有一系列的創新。這就是擺在今天中國經濟面前的一項根本任務。在富國強民和民族復興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的大前提下,全體中國人民應該也只能繼續維系改革開放之前所形成的根本共識,那就是要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最終完成富國強民、民族復興的任務,也就是繼續進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當務之急的四項體制改革

　　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給我們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深化已經啟動的改革,緊緊抓住促進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這一關鍵問題,解決阻礙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體制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回避爭議,減少矛盾,使得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繼續發展。

　　那么,是什么樣的體制問題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呢?

　　首先,中國經濟目前碰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的背后就是中國自身應有的大市場尚未形成。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這部大車還沒有真正捎上所有的人,“中國奇跡”主要還是發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區,農民以及中西部非城市地區的居民尚未完全融入這個大市場體系里來。盡管農民以及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的居民可以進城或者跨地區打工,但是他們還不能完全獲得城市居民的法律地位,其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還不能完全納入中國經濟的現代運行體制,使得中國的市場規模難以擴大。筆者完全不同意由此得出的一個簡單結論,即,給農村、農民以及落后地區補貼,以此擴大消費。這不僅要求從富裕地區征收更高的稅,無異于給中國經濟釜底抽薪,更重要的是,它并沒有解決農民和落后地區居民融入中國大市場的根本問題。更有甚者,這事實上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內需,因為仔細的經濟學研究表明,中國經濟中高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率高于低收入人群(世界銀行的研究以及筆者的理論模型解釋,見2005年12月本欄目)。

　　為了從根本上讓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車搭上大多數人,解決方案還是體制改革,即,逐步、有序地放開城鄉以及跨地區之間生產要素市場的流動,主要是勞動力的流動,讓農民工逐步成為城里人,擴大城市規模,讓落后地區的勞動力逐步轉移到發達地區,擴大發達地區的規模,以此擴大消費,擴大內需,讓越來越多的人搭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大車。同時,隨著勞動力的流動,城鄉和地區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自然會逐步下降。

　　與此同時,另一項改革就是要大力提升基礎性公共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基礎性公共產品目前來看主要有兩類不足:第一是基礎教育仍沒有到位,各個家庭尤其是農村和貧困地區的家庭為子女教育必須準備超額的儲蓄,基礎教育的投入不夠也導致中國經濟未來增長動力的匱乏;第二類是基礎衛生體系包括預防性衛生體系建立的滯后,這使得許多低收入民眾對個人健康狀況十分憂慮,這種憂慮也導致了他們消費不足。

　　中國經濟大市場沒有形成的另一個表現就是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有它深刻的制度原因,那就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健全,單純依賴有力的行政干預,是治標不治本,必須從體制改革上下功夫,促進資本市場和公司治理結構改革的到位。資本市場的改革不到位,導致企業控制權市場運行不力,許多企業難以退出,企業兼并難以完成。同時,企業在投資生產項目時缺少有力的外部融資渠道的約束。公司治理體制的不力,則使得外部投資者對于企業內部人投資的監督不足,導致很多企業包括民營企業有過份擴張的趨勢。事實上,過去3年以來, 中國經濟中投資的主要來源是企業的留利而不是銀行的貸款,沒有受到企業出資人的約束,留利沒有回饋給出資人,所以很多企業都有過分擴張的沖動,這也使得中國經濟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

　　影響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另一個約束是資源約束。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未來所必須面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創造新的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模式,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生產、生活方式絕對是行不通的。怎么辦?還是要向改革要答案。從短期來看,要產生合理的自然資源的價格機制,調節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減少浪費,同時也可以利用價格機制來促進對自然資源合理利用技術的研發。在這方面,中國責無旁貸,這是中國給世界的貢獻。

　　總的說來,中國當前迫切的改革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促進勞動力有序的跨地區流動,從而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提升內需, 建立大市場, 讓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大車拉上更多的民眾。第二是推進金融改革,這對于化解產能過剩、建立大企業和提高創新能力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值得大力投入。第三是加大基礎性公共產品的投入,包括基礎教育和基礎性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

　　最后,媒體改革也至關重要。改革爭論中的一個非常不健康的因素就是互聯網上的匿名言論,這比改革開放初期的大字報、大辯論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經濟的改革者在改革的初期很快就認識到匿名的大字報、大批判式的辯論對于改革是極其不利的,所以產生了不搞大字報式爭論的政策。筆者建議,在互聯網上進行改革爭論時,可以考慮在各主要網站建立改革問題的實名討論區,與匿名討論區并行,這對于促進言論的負責有很大作用，也可以讓輿論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起到正面的促進作用。

　　法治不宜神化,利益集團不宜過早合法化和公開化

　　如果說以上是為了中國經濟繼續發展所必須專注的迫切的改革,那么,還有一些是有長遠意義,但是非急需,同時也可能產生副作用的改革。

　　比如,很多卓有遠見的學者強調要建立保障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體系。毫無疑問,法律體系的建設對于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一個健全、有效的市場經濟必須依靠一個良好的法治體系來維護。但是也要看到,法治的作用不應該被神化,只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法治才能發揮其作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法治往往不能起到直接和正面的作用。

　　以印度為例,雖然印度擁有非常健全的法治體系,但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后,相應的法律人才和經濟環境缺乏,其法律體系的運作效率非常低下。再以俄羅斯為例,俄羅斯一向標榜其以法治和憲政改革為基礎進行的經濟改革,但是,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下產生了怎樣的情況呢?那就是資本寡頭集團大有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趨勢。

　　在普金總統大力整治尤科斯一案中,客觀上講,他的做法違反了法治精神,其程序是不符合法治原則的,因此西方以及俄羅斯精英階層大喝倒彩,但是他的這一做法對俄羅斯整體經濟應該說是有利的,因為這打擊了資本寡頭集團的勢頭。

　　在俄羅斯這樣經濟無序的情況下,嚴格按照法治的程序來辦事情,一定是無效的。再以美國為例,在上個世紀初期美國各界就充分意識到其法律體系的局限性。也就是說,表面上健全的法律體系被少數暴發戶所挾持,因為他們可以雇傭最好的律師,動用強大的經濟實力來左右法院的判決,乃至立法(因為在普通法的體系下,法院的判決就是法律),于是美國產生了進步運動,對傳統的法律體系進行各種修補,加強了行政體制包括政府部門的干預能力,和傳統的法律體系形成有力的互補(對此,哈佛大學的格雷茲和史萊法有專門的學術論文論述,過去一年的《比較》雜志發表了該文的中文版)。所以說,寄望于建立法律體系來限制行政力量的干預,不見得是切合中國目前實際情況的。

　　與此相關的是對于利益群體的看法。有不少人認為,當前中國存在著很多不同的利益群體,應該承認他們的利益不同,讓他們在法律體系下按照正常的程序建立自己的組織,表達意愿,從而使得改革與經濟政策反映他們的呼聲,進而促使改革的過程更為公平。利益集團的運作公開化和制度化,對于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也許是有道理的,因為它們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可以限制和制衡利益集團的運作,不至于失去平衡,如罷工、罷市、罷學等等沖擊性事件不至于經常發生。但是,對一個經濟落后、現代市場體制不完備的國家,利益集團過早的合法化和公開化恐怕會適得其反。除了以上的理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經濟落后的情況下,不同利益集團的力量和運作能力顯然是不同的,這樣公開承認利益群體的存在,讓他們形成自己的組織,從而參與改革政策的制定,將很容易強化個別利益集團的作用,令改革和經濟政策進入歧途。

　　最重要的是,在改革問題上,最大的受益者是未來的中國百姓,而利益群體更多地是反映今天部分民眾的利益,各個利益群體博弈的均衡恐怕總是不充分的改革,甚至是不改革。 事實上,有遠見的政治家們一般特別重視個人的歷史遺產、歷史地位、歷史名聲,因此,成功的改革幾乎沒有例外都是政治家們克服利益集團的阻力而啟動并推動的,而利益集團一般是改革的阻力。一般說來,面對危機,利益集團的均衡容易被打破(對此,已故經濟學家奧爾森早有論述)。今天的中國經濟恐怕談不上有什么危機,所以一旦形成利益集團的均衡,難以打破,改革將舉步維艱。

　　在發展中追求和諧

　　發展是社會和諧的大前提,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應該是社會和諧的過程。首先,一個完善市場的建立可以很大程度上減少不同地區以及不同階層之間經濟利益的差別。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低于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這兩者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35和0.39,而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則是造成中國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城市收入水平為農村的3倍多,整體中國經濟的基尼系數為0.45。

　　如上分析,當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真正形成了一個能在不同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要素市場時,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水平就會逐步拉近,這就自然減少了地區之間人均收入的差別,盡管各地區之間的總體經濟規模差距可能會擴大,這并不奇怪,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再有,當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建立以后,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和利潤水平差距必然會不斷縮小,因為在健全的市場經濟中,進入壁壘會不斷降低,從而使暴利性行業逐步減少。

　　有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政府才能有日益強大的財力扶持像農業和農村這樣的弱勢行業和弱勢地區,才能更多投入到基礎教育和基礎公共衛生等公共產品中。這無疑對改善社會平均福利水平以及最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有極大的幫助。

　　從長遠來看,由于中國社會是一個相對而言非常同質的社會,不存在宗教、種族、種姓等等的差別,同時中華民族有注重教育的優良傳統,而各發達市場經濟的發展經驗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影響居民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所以,在加強了基礎教育之后,中國收入水平的不平等程度將會逐步改善,這一點已被香港和臺灣地區的經驗所證實。事實上,香港和臺灣地區現在很多的社會精英就來自過去的底層群體如農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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