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戶籍制度的管理仍然很嚴格。1984年10月1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規定農民可以在自理口糧的前提下，在縣以下的小集鎮落戶。這標志著我國戶籍制度開始松動。但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水平的迅速提高，在戶籍管理上又出現了新的問題。比如，戶口作為一種資源進行買賣的問題，城市擴張中的城中村問題，經濟發達的村集體，以村規民約的方式，限制外來人口進入本村落戶的問題，以及戶口從城市反向向農村流動的問題等。2001年公安部提請國務院批轉的《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提議：“全國縣級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及其他建制鎮，所有在當地有固定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的人員及與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親屬，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辦理城鎮常駐戶口。”但仍然僅指縣以下的小城鎮。

　　2002年，廣東省最先試行在省會級大城市廣州市開放戶籍制度。其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也進入試點。目前原有的舊戶籍制度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但總體框架并沒有根本改變。

　　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

　　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國家并沒有限制不同區域人口的自由流動，沒有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據統計，從1954年到1960年，全國人口遷入、遷出的發生率，高達35‰到50‰，絕對數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而當時城市總人口只有6000萬到8000萬。就城市的就業來看，當時產業工人只有600多萬人，失業人口在400萬人左右，而在此期間每年涌入城市的人口高達500萬人以上。面對突然出現的人口流動大潮，政府被動出臺了一系列限制農民進入城鎮的文件：

　　1953年4月17日，政務院公布了《關于勸阻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盲流”一詞由此出現。

　　1954年3月，內務部和勞動部發文《關于繼續貫徹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6年12月30日，國務院公布《關于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7年3月2日，國務院公布《關于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補充指示》。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文《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當時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問題的嚴重性由此可見一斑。

　　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通過之前，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就條例做了說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因此，城市和農村的勞動力，都應當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進行統一的有計劃的安排，既不能讓城市勞動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讓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這段話可以很好地解釋我國城鄉分割型戶籍制度形成的內在邏輯。

　　在此基礎上，我國逐步形成了以戶籍管理為手段的城鄉分割、區域分割、行業分割、核算單位分割的多元公有制體系。這一體系內，不僅城鄉之間不能自由遷徙，城城之間、鄉鄉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也不能隨意變動。當初的決策并非出于對農村居民的歧視而制定的，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內在邏輯決定了這一制度的形成。經濟學上常用“陷阱”一詞來形容一種錯誤模式選擇的必然結果，新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戶籍制度，就是當時計劃經濟模式選擇后出現了事與愿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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