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日美貿易戰，最終以日本失敗告終。筆者有幸閱歷了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的繁榮，也見證了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以及由此帶給日本的一連串災難。站在第三者立場研判日美貿易戰，從中應該汲取哪些教訓？如何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對中美經濟關系和中國經濟現狀作出另一種解釋，也許會對人們有所啟發和參考。

　　日美貿易戰日本戰敗的外因

　　任何事物發展和變化都源于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日本在這場貿易摩擦博弈中鎩羽而歸，外因是美國主導對日經濟政策強硬化，內因則是日本缺少大局觀，沒有從戰略角度處理當時的問題。陰謀論也好，外因論也罷，美國在日本經濟泡沫化及10年衰退與低迷中確實扮演了一個不負責任的角色。

　　一是廣場協議限制了日本政府調控經濟能力。針對日本貿易從上世紀70年代起持續擴大的順差和美國貿易嚴重失衡，逆差占到GDP6%以上。1985年，美國主導西方五國在“廣場協議”上簽字。五國同意聯手干預外匯市場，讓高估的美元實現軟著陸，以及繼續維護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此后我們看到日元連續10年升值，從240日元比1美元升至79日元比1美元，升值幅度達67%。其間，日本政府一直堅守“廣場協議”，維護美元地位，明知美元資產在貶值，也不得不指導日本企業大量購買美元資產；明知經濟有些過熱，卻不能收緊銀根，結果刺激日本經濟過度擴張。同時，由于日元升值、外匯儲備增加及升值預期，使得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日本，內外資金大舉進攻日本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價格開始瘋漲，產生泡沫經濟。顯然，遵守“廣場協議”，捆住了日本政府的手腳，導致經濟有所失控。

　　二是“廣場協議”堵住了日本經濟復蘇出路。美國政府干預外匯市場走勢，不僅一直削弱日本產品的競爭力，而且還隱含某種特殊目的。在1993年和1995年日元急劇升值的高峰期，正值日本經濟依靠出口帶動恢復的關鍵時期，而出口增速回落，日元升值速度也回落。上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始終在主導干預外匯市場。

　　三是“廣場協議”讓日本忍受損失卻不能自主避免。美國金融機構掌握了大量國際流動資本，響應美國政府政策干預信息，美國各大金融機構帶頭大量賣出美元、買入日元或其他貨幣，實現美元貶值。這意味著美國機構在不斷地賣出貶值資產，買入升值資產，實現新增資產和既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為了維護美元的國際地位，日本政府必須按照協議，指導日本金融機構適當進行反向操作，即放棄購買升值的日元資產，去購買正在貶值的美國國債、股票、房地產等，眼睜睜地看著新增和既有海外資產不斷貶值。

　　美國對日經濟強硬政策的背景

　　一是美國難容日本咄咄逼人的發展勢頭。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不僅規模大、增長快，而且“擠壓”了美歐國家發展的空間。相形之下，美國經濟長期受到貿易、財政和消費三大赤字困擾，“滯脹”局面難以擺脫。1987年，美國經濟經歷“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經濟衰退，危機四伏。隨著洛克菲勒總部大樓落入日本人手中，有人認為美利堅合眾國正面臨著與大不列顛相同的命運。日本不斷有評論家口出狂言，稱“21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美國政治家布熱津斯基也嘆息“冷戰結束了，輸者是蘇聯，贏者卻不是美國，而是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美掀起日本“威脅論”，得到了各界廣泛認同。冷戰結束，美國具備條件，可以對日采取強硬政策。

　　二是美國在反復要求日本開放封閉市場無效后，最終采取外部封堵措施，痛下殺手。戰后美日貿易發生摩擦，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雙方開展紡織品貿易談判開始，直至上世紀90年代前半期兩國政府之間商談結構性協議，兩國就經濟關系幾乎所有領域的議題進行全面磋商。

　　外國產品和投資進入日本市場時會遇到各種障礙。這些障礙有些是隱藏在政策實施細則里，有些障礙是日本行會、商會的一些不成文規定在起作用，更加令人難以應對的是在島國意識主導下，日本國民價值觀非常講究團結，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就是排斥外來競爭，就是不喜歡購買外國產品。這令美國非常惱火，既不能起訴日本，又不可能讓日本國民洗腦。有時，美國甚至對日提出一些“無理要求”，強迫日本政府讓步。如要求日本汽車出口實行自主限制；要求日本半導體出口設定目標，等等。1992年,美國時任總統老布什甚至親自出馬，訪問日本，坐鎮指揮對日磋商。每逢這種情況，日本總能巧妙地想出對策，以一些表面讓步與美國達成協議。事后，美國政府很快就發現日本的讓步不過是一種象征性措施，收效甚微。美國一場曠日持久的貿易戰已經無法收手，最終只好在外部封堵，以逼日元升值為手段，堵住日本出口，甚至不惜讓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和衰退。

　　日美貿易戰日本戰敗的內因

　　一是過多地依賴國際市場。戰后初期，日本經濟競爭力十分弱小，對進口產品的大量需求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素。為此，日本從國家角度研究、制定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和一系列配套措施，最終演變成一種制度化、長效化機制，這就是戰后著名的“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在日本舉國上下共同努力下，上世紀50年代，日本出口以輕紡品為主，為經濟復興立下功勞；上世紀60年代，日本出口產業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出口大量增加，貿易收支由逆差轉為順差，帶動經濟實現持續高速增長；上世紀70年代，借助兩次石油危機，日本出口產品節能特點突出，深受國際市場歡迎，貿易收支順差持續擴大，日本經濟甚至比擁有資源的美國還率先走出危機，實現復蘇；上世紀80年代，日本出口呈現咄咄逼人之勢，一批具有代表性產品出口達到世界第一或位居前列，如鋼鐵、造船、機械、化工、電器、汽車等。出口不僅成為戰后日本經濟迅速發展、追趕美歐的功臣，更是日本國家的光榮與驕傲。然而，日本經濟不管環境如何改變，繼續追求出口利益，在全世界“一花獨放”，最終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二是日本堅持發展制造業、完整的產業鏈和過分擴張產能，形成扭曲的結構。日元急劇升值以后，日本出口產業主動調整，將“重、厚、長、大”的產品進行積極改造，大力發展“輕、薄、短、小”的產品。于是，日本電器、自動化辦公設備、精密儀器、機器人、半導體芯片、汽車、高端鋼鐵等產品迅速成為新一代出口主力。美歐國家企業幾乎無法抵御，市場份額大量淪喪。強大的競爭力進一步刺激日本制造業加大投資，擴張產能，發展出口，形成了過剩產能，經濟結構發生扭曲。

　　三是日本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與發達的制造業相比，日本金融、信息、創新和知識產業發展滯后。特別是金融業競爭力弱，缺少國際知名的一流企業。1990年，摩根斯坦利指出，日本股市已經達到危險的程度，應該賣出。于是，國際流動資本率先離去，引起日本股市最初暴跌。但日本四大

　　四是日本多儲蓄、重投資、重生產、輕消費的政策，導致內需不足。如果說出口是日本經濟的第一動力，投資則成為第二和從屬性動力。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視消費為經濟消耗，置于次要位置，制定政策總是優先考慮企業利益。長期以往，造成消費規模過小、內需不足、生產過剩，經濟增長不得不依賴外部需求生存和發展。

　　五是日本政府的失誤。

　　首先，日本政府在“廣場協議”上簽字、采取對美協調政策，卻沒有從根本上考慮如何處理內外經濟關系，沒有從整體戰略考慮問題，更沒有對經濟發展模式進行調整。

　　其次，在國際政治意識上，日本沒有認識到冷戰結束、東西方格局打破后，美國已經可以騰出資源全力發展自己，以及為了保持在世界上的強大地位，有條件地對具備挑戰者資格的國家采取措施，包括采取強硬措施。

　　其三，日本政府任由國內外流動資本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產。日本央行甚至沒有對大量國際資本的流入進行監控。當泡沫破滅時，日本政府又沒能及時指導銀行等金融機構，提出妥善處理不良資產的對策。

　　其四，日本政府認為出口大量增加是經濟競爭力高的表現，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增加是國民財富的增加，這對日本有利無害。日本制造業出口產品競爭力強，這是日本的驕傲，卻也是將日本經濟送上“斷頭臺”的始作俑者。過度發展出口，與和諧發展的基本準則背道而馳。

　　其五，日本政局動蕩，政策過于搖擺。上世紀90年代，面對泡沫經濟破滅這個史無前列的難題時，日本前后更迭總理9次，改組內閣十幾次。頻繁的政策搖擺，令日本政治家和經濟智囊迷失了方向。(作者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