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開放的目的,是在雙方獲益的前提下利用外資,而不是被外資所用,盡失地盤。公眾近來對外資并購的不滿,并非要停止引進外資,關閉經濟開放的大門,而是屢屢發生的類似“娃哈哈之爭”的事件提醒了我們,必須思考更多細節的問題。

　　　　文/蔡曉輝

　　經濟開放的目的,是在雙方獲益的前提下利用外資,而不是被外資所用,盡失地盤。公眾近來對外資并購的不滿,并非要停止引進外資,關閉經濟開放的大門,而是屢屢發生的類似“娃哈哈之爭”的事件提醒了我們,必須思考更多細節的問題。

　　宗慶后—達能之爭,之所以引起輿論廣泛關注,是因為它調動起了一直潛在的民族情緒。民族品牌、行業龍頭、外資步步為營的圈套,這些解讀甚至讓公眾期待

商務部、杭州市政府等方出面,以政府的力量粉碎達能的企圖,就像當年百事欲圖收購達能時,法國總理出面表態;就像2002年中石油欲競購俄羅斯斯拉夫油田時,被俄羅斯國內輿論和俄羅斯國家杜馬擊退一樣。但這一次發生在中國的外資與民族品牌的糾紛,目前為止尚無任何消息表明政府方會出來干預。商務部前兩日已經明確表示保持中立,也就是說,商務部不會以壟斷為由干預,而會讓雙方在法律的框架內自行解決;作為一家國有控股企業的娃哈哈,宗慶后的激烈態度也尚未等來杭州市國資委的出面表態。倒是宗慶后在西部省份開拓的非合資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明確表示了聲援。

　　如果宗慶后等不來政府方的出面干預,這場糾紛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內解決了。而達能選擇在國外起訴,應該也是充分考慮到來自政府的變數。達能自認為已有不小的勝算。上月中旬娃哈哈方面先后在北京和杭州兩地召開知識產權專家的研討會,為自己尋求法律支持。據說,會后有關人士還希望專家搞個聯合署名以支持宗慶后,后來不了了之。

　　暫且不論失去宗慶后的達能是否會成為一個空架,是否會像它控股93%的樂百氏一樣嚴重虧損,也不論宗慶后是否會以多年經營的銷售渠道和子弟兵式團隊另起爐灶再塑輝煌，一個經營20年的民族品牌旁落他手,已經足夠照出中國近年來經濟開放引進外資方面的某種不完善。比如茅臺、宣紙、南孚,以及公眾記憶猶新的徐工賤賣,之所以引起輿論廣泛不滿,正是公眾忽然發現民族企業某一日已經被國外資本奪去控制權,開始擔心中國各行業龍頭企業的更大面積淪陷,而那無異于抽空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的基石,將危及國家的經濟安全。

　　達能方面在此事件中一再強調,請公眾不要將一個單純的經濟糾紛政治化。但我們知道,任何時候,經濟問題都不單純是經濟問題,尤其在這個20年的民族品牌問題上,宗慶后和達能的糾紛,拋開具體的口水細節,這個帶有濃重中國引進外資歷程的事件,已經足夠讓我們反省了。

　　首先是對外資超國民待遇帶來的經濟安全陷阱的思考。

　　經濟開放,外資大量涌入中國,不可否認,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市場繁榮中,起到了相當作用。具體到這個事件中,正如宗慶后坦言,達能和百富勤進來之后,娃哈哈獲得快速擴張,而不必如之前掣肘于資金的瓶頸。但我們必須看到,外資的角色并非中國本土經濟的創造者,而是中國財富的瓜分者。這種合作在外資而言,著眼的不是長遠的經濟建設和發展,而是財富的瓜分。但恰恰引進外資,被當地政府普遍認為是搞活經濟、提升政績的一個有效方式。政績意識帶來的外資超國民待遇,讓外資從不公平的合同中獲取巨大利益。而恰恰是因為對外資過多的超國民待遇的扶植,外資對我國市場的壟斷已經非常突出,其中案例無須贅舉。

　　宗慶后在今年兩會上提交了一份議案,“關于立法限制外資通過并購壟斷我國各個行業,維護經濟安全”,他還在多次記者訪問中談到,合作之初,他們想“以自己的市場換取他們的技術,但事實上,絕大多數走這條路的中國企業都沒能換到外資的技術”。那么,換來的是什么呢,現在已經很明顯,換來的是市場、品牌和企業控制權的危機。而“外資往往說撤走就撤走,還會限制你的經營發展,很多企業被收購后,品牌被丟在一邊,造成發展停滯,你還要花大價錢把它買回來”。

　　宗慶后—達能之爭的另外一個教訓就是,如何完善引進外資的條款細節,防止控制權旁落。

　　經濟開放的目的,是在雙方獲益的前提下利用外資,而不是被外資所用,盡失地盤。公眾近來對外資并購的不滿,并非要停止引進外資,關閉經濟開放的大門——在這個“世界是平的”的經濟一體化時代,這也將是一種倒退。但屢屢發生外資的弱勢在步步為營下變為強勢的情況,我們必須思考條款細節的問題。

　　與兩月前娃哈哈之爭進入公眾視野幾乎在同一時間,同樣合資但被達能掌權的上海梅林正廣和飲用水公司,也被曝出暗藏不平等條款問題。雖然與娃哈哈略有不同,但外資對于法律的運用卻也是同樣熟稔的。而具體到娃哈哈事件中,直接引起事端的是被宗慶后指為不平等的雙方簽訂的《商標使用合同》。宗慶后在網站訪談中提到,“當時對方提出我們娃哈哈商標轉讓給合資公司,我們感覺是娃哈哈轉讓到娃哈哈,然后娃哈哈是一個合資公司,我們還占了大股,所以感覺也沒有問題。后來轉讓,商標局沒有批準,后來改簽了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我認為因為以前是轉讓,后面變成我們還可以用這個商標生產其他產品,要經過合資公司董事會同意,當時也沒有感覺到什么太大問題。因為當時也不懂什么叫資本運作,所以現在變成一個大問題�！边@個合同,在專業人士看來,已經暗藏了陷阱,明顯不公平,幾乎等于商標轉讓。但現在的問題是,法律不會支持廢除雙方簽署的即便明顯不公的合同。這將會成為中國企業的一個合資方面的教訓。

　　而娃哈哈之爭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合資時確認娃哈哈占合資公司49%股份,達能、百富勤兩家共占51%。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后,達能公司在境外悄然收購了百富勤的股份,輕易獲得娃哈哈51%絕對控股地位,中方控股權旁落。由此可見,為了保護企業控制權,日后尋求外資的企業需要在合資協議中制定相關條款,以為前車之鑒。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在宗慶后看來,中國多次在海外并購因為遭遇抵制而失敗,為什么我們的政府就不能出來抵制并購我們的外資呢?是的,娃哈哈之爭中有民族主義問題,有經濟安全問題。但作為一個典型的案例,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我們引進外資本的細節問題,防止悲劇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