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唐學鵬

　　近日，財政部公布其上半年財政收入。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26117.84億元，同比增長30.6%，完成預算的59.3%。其中，中央財政收入14502.19億元，同比增長32.6%；地方財政收入11615.65億元，同比增長28.1%。在支出方面，前6個月全國財政支出17919.99億元，同比增長22.7%，完成預算的38.5%。

　　誠如財政部長金人慶所言，“上半年的稅收存在一定的一次性稅收、超常規和政策性的成分”。但即使撇開這些，稅收高增長態勢是毫無疑問的，目前中國的宏觀稅負(小口徑)大約在20%左右(即稅收占GDP比重，但不包括社�；�金)，大口徑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了30%，大大高于一般的發展中國家。

　　如果觀察近年來中國的宏觀稅負變化率，就會發現這個變化率變化得實在太快了。根據《中國財政年鑒》提供的數據，1997年，中國稅收占GDP的比例為10.6%，而2006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8%，宏觀稅率的變化率為2.09。有趣的是，如果采用經濟學家巴羅提供的“稅收平滑模型”(所謂稅收平滑，即保證稅收占產出的比率保持不變)技術來分析稅收扭曲的變化率(稅收扭曲一般同稅率的平方成正比)，以1995年為基準年份的話(單位“1”)，那么2006年稅收扭曲變化率為15.27，平滑稅收扭曲變化率為3.5。它的含義很簡單，稅收正在放大它對經濟產出、納稅人行為和經濟效率損失的影響。

　　坦率地說，從2001年以來，添加稅種和提高稅率變得頻繁。原因包括，以前留下相當大的赤字需要填充，再加上“提高國家汲取能力”思想的過度流行，以及減少農業稅之后的“補償心理”。最明顯的例子體現在對房地產泡沫的抑制手段上，高房價的根源本是“土地供應不足、保障型住房缺位”，但最終占據主導的卻是“稅收抑制論”。

　　稅收的高增長帶來另外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政府部門的儲蓄率變得很高。中國的整體儲蓄率由居民儲蓄、企業儲蓄以及政府儲蓄三者構成，中國的整體儲蓄率一直保持在40%-42%之間，這個數值非常高，同時也承擔了某種罪名，“高儲蓄盡管提供了巨大的資本來源，但卻削弱了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于是，常有人認為“老百姓太愛存錢了”。

　　實際上，對中國居民高儲蓄和酷愛“存錢”的抨擊是不明智的，即使認為居民高儲蓄是由于中國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不得已進行“自我保險”的言論也是相當膚淺的。真實的故事是，中國居民一直在努力地“花錢”，居民儲蓄率一直在下降，從1996年的22%下降到2006年的17%，下降的程度可以說得上是“仁至義盡”了。相反，企業的儲蓄率在上升，從96年的13%上升到2006年的17%，而政府的儲蓄率的增長幅度亦是異常兇猛，從5%的位置上浮到11%，如果將全國幾千億土地出讓金囊括于內的話，這個比例會更大。

　　之所以發生不同儲蓄率的變化圖景，那是因為普通居民的勞動報酬近年來增長并不快，而普通居民的財產類收入主要靠利息收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的多次降息以及開征利息稅，減少了其資產收益。我們現在聽到的那種夸大居民收入高速增長的野蠻聒噪大多是為了讓社會居民接納“高房價不愁沒人接盤”言論服務的。而政府儲蓄率的飆升則同稅收的迅猛增長相關，而企業的儲蓄率上升則是因為它的可支配收入增大了，而可支配收入增加主要是因為利潤的增長，利潤增長同勞動力的長期廉價化和資金成本的低下(低利率政策)高度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高稅收改變了內部的儲蓄率結構。

　　用“稅收平滑”思想來改善稅收結構是非常必要的。我們贊同兩稅合并，因其有助于“機會均等”；贊同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因其糾正了扭曲的貿易結構；贊同提高資源稅和盡早開征燃油稅，因為有助于節能環保和走集約化發展之路；贊同早日開征物業稅，因為這可以優化住房投資需求和住房結構的調整。但對增加

商品房交易稅則不同，應該考慮提高

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點，降低對工薪階層和準中產階級的征稅，而加大對富裕階層的征收；我們也贊同

增值稅轉型，因為這可以鼓勵投資，降低生產者的賦稅，并認為對東北和中西部進行“轉型試點下的稅收優惠是正當的”。而對極端貧困的人口和農民，政府可以考慮試行“負所得稅”的做法，來進行更有效率的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