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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生活周刊:有意思的是，媒體用“環評風暴”來評價你們對重點水利工程的處理，如果考慮此次政府工作報告的水問題，水利工程也與水相關，這其間有什么聯系嗎？
潘岳:媒體用“環評風暴”這樣比較形象的詞語來描述一些比較突出的環境保護行動，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個人并不認為這次對水電項目的環境管理是所謂“風暴”，因為這只是我們正常執法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認為這是專門針對水利工程才發起的。不但水利工程要嚴
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其他行業也要嚴格執行。由于水電項目往往涉及當地敏感的生態環境變化，因此對水電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更要認真、慎重，這是對生態環境負責，也是為了規范和促進包括水利建設在內的經濟發展。
三聯生活周刊:一般專家分析，電站的建設，因水流相對靜止，使流水狀態下水的凈化能力下降，而導致污染增加。但是，目前中國放棄電站的建設似乎又不現實，這其間達成平衡的選擇就是“環評”？或者還有其他什么更好的選擇嗎？現在很多媒體在反省水電站與大壩的價值，您從環境專業的角度，如何評價這種反省的思潮？
潘岳:我國是全世界建壩最多的國家，建壩數量占世界總數的50%左右。我國現有水庫8.4萬多座，總庫容已達4600億立方米，長江三峽、黃河小浪底及一系列已建、在建和待建的水電工程，在建壩規模、壩高、電站裝機容量等方面在世界名列前茅。我國已建成的大壩和水電站作為基礎設施在發電、防洪、供水、灌溉、航運等方面為社會發展和國民經濟增長做出了突出貢獻，然而隨著大壩和水電站數量的日益增多，人類活動過多干擾了河流的自然生態過程，流域內的生態、環境問題逐步顯現，其中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影響到河流的自凈能力。大壩和水電站的建設會造成水流相對靜止，這種情況下河流的自凈能力低于原始狀態，人為地削減了河流對污染物的吸納能力，增加流域污染治理的負擔。換一個角度來說，這部分因大壩和水電站建設造成河流對污染物的吸納能力降低的過程應該等同于排污行為。在解決這一問題的過程中，“經濟至上”和“純粹自然主義”的管理思路都是不合適的，要科學地在二者之間尋找平衡。首先，對在建和待建的項目，要嚴格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其次，要適度延展污染物治理責任，把因大壩和水電站建設對河流自凈能力的影響納入項目本身。最后，要把大壩和水電站對河流環境影響的顯性和隱性影響都融入流域排污許可證和總量控制范圍之內。
三聯生活周刊:一般認為，環保要有中央、地方和公眾三個方面的積極性，如果考察這三個方面，從環保的角度，他們各自的表現如何？是否地方的發展驅動力更甚于環境保護，而這又是否是你們工作上更具挑戰的一方面？
潘岳: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觀都是中央提出來的。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和綜合決策的位置，對環境問題自然有更為透徹的認識，其決策可以說是高瞻遠矚。然而，各地方政府普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一方面受城市化、解決就業等實際需要的壓力，另一方面又服從于單純“GDP”考核干部的機制，再加上沒有足夠的物質手段徹底升級目前的經濟結構和技術水平，科學發展觀的真正落實還面臨著相當困難。要扭轉這一趨勢，除了繼續加強“科學發展觀”精神的貫徹之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官員政績考核指標中加上環保指標。目前，我們已經在四川、內蒙古和浙江三省(區)進行了試點。至于公眾，我一直認為，這是近十年來興起的重要環保力量。尤其是媒體和民間環保組織，其參與不僅發現而且解決了一批嚴重的環境問題，還迅速喚起了社會對環保事務的關注和參與熱情。公眾的反應又影響了政府決策，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環保領域的公眾參與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最佳試驗田，也是一個現代公民社會的孵化器。
三聯生活周刊:如果從政府部門的架構來觀察，“環評風暴”事實上對既有結構有所改變，這種改變，表現在什么地方？我們還注意到，最近三年，審計署、國家統計局、環保局，這些從傳統意義上被認為是相對邊緣的政府部門，卻不斷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關注，這種邊緣部門“中心化”的過程，究竟意味著什么？
潘岳: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會有不同的政府部門架構。25年前，我們的架構是“唯政治論”，改革的25年中，我們的架構是“一切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如今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政府架構也做出了相應調整，服務于綜合、科學、和諧的社會發展。環保總局的職能已經從專業技術層面轉變成調整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控手段。這一方面是由于資源環境危機來得迅猛，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央已經把環境保護從專業層面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來對待。但這還不夠。目前的情況是，環保部門的責任大而權能少，口號響而投入少。我們期望中央能夠賦予環保部門更多的權能，比如說執法部門的垂直管理，比如說在環境事務上協調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權力，比如說在立法上加強環保部門的執法權限和大幅提高罰款額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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