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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俯視癥”
邸乃壯拿出幾種廣告讓記者比較了一下：同是手機廣告，同是亞洲品牌，韓國三星手機用十分歐化的演員，在前衛音樂背景下做著視頻扭曲的動作，而NEC手機卻還是讓一群嘀嘀
咕咕的亞洲女人聚在一起。
“我認為產品策略的本土化并不等于產品文化的鄉土化、市井化。尤其是對現代中國的消費者，不能總是把他們看成是比發達國家消費者矮一頭的鄉巴佬。”邸乃壯說。
在上個世紀70年代、80年代，高倉健、真優美面對中國的中山裝、自行車族時，顯得無比的高大、時尚。但是21世紀的中國，不僅大都市，就是一些邊遠城鎮，青年男女都喜歡后街男孩、貝克漢姆、辣妹、安在旭、黑客帝國，日本的藝術形象已經被他們排名到了后面。過去那些喜歡梳著長鬢角高倉健的人們，現在自己的頭發都白了，早就不是中國消費群中的主力軍了。雖然日本產品的技術與質量的印象在那些花白頭發的人群中依然被津津樂道，而中國新人類消費大軍追求的卻是世界最時尚的價值觀。
也許人們認為世界領先的時尚中心根本與日本無緣，日本只是技術制造高手和善做生意的人。其實日本也不是沒有前衛及時尚的東西，就拿一些非流行文化的代表，如丹下健三、荒川修作以至于宮崎竣來說，他們都是非常前衛，非常值得中國學習和羨慕的。
邸乃壯說：“我在日本第一次看到宮崎竣的《千與千尋》這部影片的時候，一夜都夢在影片中，我認為宮崎竣老人對人性闡述，對正確做人的觀念，甚至對文化藝術的態度，是值得每一個從事文化的人學習的，他的境界遠比所有中西方的電影人要高。”邸乃壯嘆了一口氣，接著說：“可惜日本企業的宣傳，日本企業的形象連日本最優秀文化的一點影子都看不到。沒有人文、沒有前衛、沒有時尚，太金錢主義了、太實惠了。”
日本的企業宣傳似乎有點患了“俯視癥”，從高處往低處看中國。北京大街上的民工可能衣著不那么干凈，就是北京市民也遠不能和東京市民的穿戴比較，但包括民工在內的北京人在消費上并不是患了“俯視癥”的人所看到的市井、無知和老土。本土化策略的制定者如果患有“俯視癥”，其結果只能給讀者和訴求對象產生被藐視的逆反抵觸心理。
日本企業開始動起來了。一些日本電氣廠家紛紛拿出了今后幾年在中國生產、銷售1萬億日元(約800億元人民幣)產品的經營計劃，日本企業越來越重視中國。在北京的一些討論會上，我們已經零星地看到了日本企業的影子。
我們也能看到日資企業在中國從事公益活動的報道。日中經協齋藤收集了2002年日資企業在中國從事的公益活動，很快就制作出了一份長達8頁的有近百個項目的表格。齋藤說，這只是他收集的，而且是經過企業同意后才公開的項目。日資企業開始考慮在2005年其形象該有一個比較大的轉變。(詳情請見《經濟》雜志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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