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國企業人事黑榜(2)

　　上市公司高管丑聞不完全檔案

　　本刊記者 王曉慧

　　都說 2003年是個“高管失蹤年”，2004也好不到哪去，面對股市接連上演的高管攜款外逃、違約擔保、造假案、大股東侵占公司資金、券商非法操作挪用客戶保證金等案件，人們不禁要問：上市公司的高管們到底怎么了？年底將至，2004年的年報陸續發布，有幾家上市公司能夠交給投資者一個滿意的答卷? 我們先來看看那些已經倒掉的上市公司丑聞制造者吧！

　　童言白：“不倒翁”的倒掉

　　從鄭州到漯河，142公里的高速路段，是北京至珠海高速公路的組成部分。這段路造就了中原高速(資訊 行情 論壇)這個上市僅半年、毛利率就達70%的上市公司的驚人業績，同樣也將童言白送上了漫漫逃亡路。雖然中原高速的高層一再聲稱，童言白從來沒有在上市公司擔任過任何職務，公司與大股東之間嚴格按照規定實行了機構、業務獨立，人員、資產、財務分開，上市公司和大股東之間也不存在資金占用和違規資金往來。但是，身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的董事長，曾經親自主抓過上市公司的主要資產，鄭漯高速公路的建設，并且力促上市公司的改制上市，如果說和上市公司一點關系沒有，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童言白，2000年起擔任中原高速控股股東河南省高速公路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職務，與連續落馬的河南省交通廳三任廳長曾錦城、張昆桐、石發亮被譽為河南省交通廳“三朝元老”、“不倒翁”。

　　宋如華：迷霧籠罩的資本梟雄

　　2003年年報顯示，托普軟件將圈來的9億多元全部花光用完。由于托普軟件(資訊 行情 論壇)業績一落千丈，股價從最高的48元跌到現在的6元左右，雖然中間曾經10股送9股，但眾多的流通股股東仍然被深套其中。托普軟件負債總額近12.8億元，擔保發生額共達7.55億元，其中違規擔保4.74億元，擔保額已經超過公司凈資產的78%，遠遠超過監管當局要求的50%的上限。

　　面對如上數據，一向喜歡炒作和做秀的宋如華一下子安靜了下來，在托普軟件董事長的位置上短暫地停留了8個月之后，宋如華匆匆將公司的權杖交出，接替他的，是一位此前外界幾乎一無所知的“公司高層”。

　　許宗林：猶抱琵琶半遮面

　　將2500萬元募集資金異地儲存于中信(行情 論壇)銀行廣州分行行為不妥。

　　如果ST達爾曼(資訊 行情 論壇)并不是許宗林一個人的公司，那么，達爾曼董事會對許宗林的“一人獨大”如此容忍就是讓人難以理解的。如果不是放任許宗林一手遮天，為所欲為，公司今天何至于栽倒在為許宗林所控股的西安翠寶首飾集團公司的約3.5個億的違規擔保上，又何至于發生了高達5億多的質押，卻還不知道這些錢是被用到哪里了。也許，在達爾曼，人們早已對許宗林的胡作非為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如果不是這樣，反倒會感到奇怪呢？

　　連續兩年以6億的身家位列《福布斯》中國內地百富榜的許宗林，留給達爾曼的確是資不抵債的一堆爛攤子，無論破產還是退市，都是不奇怪的。

　　劉海峰：ST春都的天使還是魔鬼？

　　“股權落地，我們還面臨著重鑄春都輝煌的重任。股權落地，只是為我們公司的發展構筑了一條‘高速路’。ST春都(資訊 行情 論壇)的輝煌再生只能靠我們胝手胼足的奮進！” 這是2003年3月，劉海峰在職工大會上的講話。然而，僅事隔一年，這位將春都保殼成功的英雄，又重新將春都推向死亡邊緣。

　　劉海峰在上市公司挪用資金可能超過7000萬元。該筆資金被用于歸還銀行貸款3000萬元；歸還西安楊陵開發區某公司的高利貸2500萬元及15天的利息75萬元；另有部分流向不明。

　　4月15日，*ST春都在扭虧為贏、即將“摘星脫帽”的時候，股價卻開始高臺跳水，巨大的賣單死死封住跌停板，短短一周內近1.2億市值“灰飛煙滅”。

　　劉順新：成也“能人”敗也“能人”

　　以前都是上市公司連累券商，現在是券商連累上市公司了。

　　近年,券商警鐘頻頻，2003年監管部門一口氣關閉了大連證券、珠海證券、佳木斯證券和新華證券四家證券公司，托管了富友證券、海南證券。愛建證券董事長劉順新非法拆借資金高達20多億元，其中僅拆給大炒手張楊的資金就達15億元。張楊將這些錢主要用來炒港股，結果虧損累累，導致資金鏈斷裂，從而引發了危機。劉順新們的手法是，劉主要通過一家金融機構，采取國債回購等手段來獲取資金，再拆借出去炒作股票。這種方式在券商中似乎很普遍，由此給銀行可能帶來的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券商一旦犯事，殃及的不光是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同樣還包括眾多的金融機構。

　　陸曉明:科技股不都是金娃娃

　　2002年9月，當陸曉明雄赳赳氣昂昂地坐上科大創新(資訊 行情 論壇)總裁寶座的時候，這位“雙料海歸”定是沒有料到手銬會真的拷在他的腕子上。

　　2002年10月，陸曉明將公司2500萬元私自存在廣州中信銀行，并將其中的2000萬元用于對廣東中粵的擔保，而這2500萬元銀行存款則是科大創新上市時的募集資金。給科大創新股份有限公司造成1828萬元的重大損失，其行為已經構成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

　　其實，科大創新出現高管涉嫌經濟犯罪的情況絕非偶然。早在2003年8月18日，科大創新就曾收到中國證監會合肥特派辦出具的《限期整改通知書》。通知指出，公司上市募集資金存在多頭開戶、管理分散、不利控制的問題。其中特別提到其中特別提到將2500萬元募集資金異地儲存于中信銀行廣州分行行為不妥。

　　高管的罪與罰

　　一些上市公司黑幕重重，高管們把公司當作自己的錢袋子，在錢袋子掏空、黑幕將要穿幫時，就腳底抹油一走了之，留下那些中小投資者為他買單。上市公司高管的“出軌”往往意味著公司的經營出現重大問題，投資者為了回避風險必然會拋售公司股票，公司的股價必然會受到影響。

　　ST天龍的萬平，在挪用公司的巨額資金之后，導致該支股票自9月1日起停牌兩個月，走向“退市邊緣”。 一直“嚴正聲明”自己“沒拿過上市公司一分錢”的許宗林，也將達爾曼血洗到開始出售資產的地步，這個曾經號稱“中華珠寶第一股”的黑馬，曾經是何等的風光。

　　據上證所資料，自2001年10月以來，滬市上市公司共有477人次董事、監事和高管人員受到了公開譴責,其中，今年以來共有117人次受到公開譴責。而2002年度和2003年度分別有157人次和193人次受到公開譴責。從身份看，被公開譴責的對象主要是董事，董事共受到405人次公開譴責，約占總數的85%，監事共受到68人次公開譴責，約占總數的14%，另有5位董秘也受到了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這一道德處罰方式隨著受到處罰對象數量的增長，效果會逐漸減弱，當數量增長到一定程度時，被處罰的對象，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這些公司的董事、監事和高管人員，當他們不再有“羞恥”感覺時，公開譴責也就失去了應有的效果。

　　之所以出現這么嚴重的高管危機，分析可以發現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一人獨大”

　　目前國內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權力董事長化，即董事會完全成了董事長一人的董事會，這是目前問題的重要方面。ST達爾曼是這樣，托普軟件也是這樣，估計還有不少上市公司都是如此。

　　由于董事長控股權的絕對支配性，從而導致了董事長的絕對話語權。這樣，必然導致公司董事會的決策不是由集體協商，而完全是董事長一人的個人意志。這樣他就可以讓公司的行為個人化、隱蔽化，可以任意來操縱公司股票價格。

　　二，監管力度缺乏

　　愛建證券的劉順新事件就(下轉36頁)是個例子，他們采取的手段無非是——資金融出方將資金存入有關股份制商業銀行，銀行再開給資金融出方存單后到上海一些地方性金融機構開戶，并將資金打到其賬戶上，上海的地方性金融機構再將資金轉交給劉順新購買國債，在購買國債后通過國債回購的方式做大資金規模后拆借資金炒股。經過了這么多的金融關卡依然暢通無阻，這不是金融機構的監管漏洞是什么？達爾曼更是甚之，其所有的采購、生產、銷售基本上都是在一種虛擬的狀態下進行的，是不折不扣的“皇帝的新裝”。

　　對于上市公司的外部監管，盡管歷年來一直出臺各種規章制度在完善與健全，但是目前外部監管的制度缺陷是人所皆知的事實。無論是事前監管，還是事中監管及事后監管各個環節上都存在問題。比如，缺乏上市公司的危機預警機制。監管的制度缺陷還表現在對事后監管沒有嚴厲的處罰機制上等等。

　　三，法律法規不健全。

　　無論是現行的《公司法》中，還是《證券法》中，只是模糊地規定了公司高管應該履行的義務，但都沒有具體的保護小股東利益的訴訟措施和管理者失職后的處罰措施。違規操作事發后，董事長一走了之，其他董事、高管則以“不知情”掩蓋一切過失。換上一班新高管人員新瓶裝舊酒，一切照舊。這些制度規則不改進，高管犯事要么逃逸、要么失蹤也就在所難免。

　　五招防止高管違規

　　北京海銘律師事務所律師 周曉

　　一、完善制度，加強外部監管

　　證監會等機構的監管重點應適當向上市公司的高管遷移，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公司違規操作的問題。將公司高管個人和公司責任結合在一起，既能起到事前預防，又能保證事后的追究得到實在的貫徹。

　　二、高度重視公司章程的制定及實行

　　《公司法》對于董事會、監事會、經理的設置和職權職責范圍、運行機制非常不具體，在實際上難以操作，責任也難以追究，往往流于形式。但一部詳盡具體的公司章程就能有效的避免這些流弊，有助于明確高管的職責范圍，建立完善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公司和投資者的權益不受侵犯，從根本上預防了公司高管濫用職權的可能。

　　三、落實監事和獨立董事制度，加強其地位和作用

　　從公司治理結構上看，必須解決獨立董事“花瓶化”、監事會親信化的問題。從政府角度來講，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立法及規章制度的建立，應該有一些強制性的規定保證其獨立性。從公司角度來說，要對監事和獨立董事有正確的認識，并切實為其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以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

　　四、股權結構合理化

　　政府和監管機構應從制度上避免上市公司、特別是民營公司的股權結構過分集中，確保公司不要形成一股獨大、個人對公司形成實際上絕對控制的局面。積極鼓勵公司分散優化股權結構，對已經形成相對股權的民營企業，申請上市時應該得到優先考慮。這樣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職業經理人制度，才能建立起真正有效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

　　五、大力啟用職業經理人作為公司高管

　　事實上，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保證公司的正常獨立經營，這也是我國產權改革追求的目標。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建立完善高效的職業經理人隊伍，他們本身不是股東，只是受雇于公司執行經營職權。但現在有很多高管本身就是大股東，所有權和經營權不分，形成了公司的所有者又受雇于公司的邏輯悖論，這也是很多公司違法經營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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