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過去20年中一直交替出現，而如今一面國資大舉進入最具活力的民營企業，一面各部委紛紛要求引入民資的情況卻不常見

　　文_何伊凡

　　順豐[微博]快遞的創始人王衛，其低調可與同城的華為總裁任正非相媲美：即使你每天都能見到順豐的快遞員，卻很難從網上找到一張王衛的照片。神秘的他最近卻有開放股權的大動作，以25%的股份，引入了招商局、中信資本、元禾控股三大股東。外界猜測，這是順豐準備IPO的先聲。

　　這三大股東均有明顯的國資背景，招商局與中信資本自不必說，元禾控股管理資金規模超過210億元，曾在2010年與國開金融公司共同發起設立國內規模最大的人民幣母基金。

　　通過引入國資，改變血統的民營企業，近年來不在少數。如阿里巴巴[微博]在2012年9月完成對雅虎76億美元的股份回購，馬云[微博]及管理層，聯合國[微博]資背景的中投公司、中信資本、博裕資本及國開金融持有45.1%股份。

　　另一個表象是，壟斷壁壘似乎正在坍塌。2013年8月，華為、阿里巴巴等十余家企業已通過IDC(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牌照審查，并獲批牌照，這意味著它有可能進入增值電信業務。同在8月，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亦有推進，國務院最新意見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建設鐵路。“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過去20年中一直交替出現，而如今一面國資大舉進入最具活力的民營企業，一面各部委紛紛要求引入民資的情況卻不常見。

　　這其中隱含的邏輯是，國有產業型資本在經濟減速過程中表現乏善可陳，國有投資型資本卻迎來盛宴。國資PE背后，經常能看到中投、國開行、央企等龐大身影，例如中投公司擁有中信資本40%股份，國開行參與設立的數只國際產業基金也非常活躍。本應以穩健為主的國資PE，實際對高溢價的追逐比其他背景的投資者更為迫切。

　　國資PE早期參與國企改制與國企并購項目較多，其策略以直接入股為主，很少采用可轉債、對賭等手段以及杠桿策略，因此格外受地方政府歡迎。近兩年，它們的準星也漸漸瞄準優質民營企業，民企項目操作起來可能比國企項目要更簡單，而民企引入投資者，通常直接以IPO為目標，對投資人而言有明確退出通道。

　　收割民企的好時機也似乎到了：一批民營企業已成為所在領域的老大；未來3－5年中，將是它們交接班的高峰期，“富二代”中有相當一部分都不愿意再做苦哈哈的生意；更關鍵的是，民營企業手筆越大，往往對政府所壟斷的上游資源需求越多。以阿里為例，其邊界已超出了公司管理的范圍，未來要邁出金融這條腿，還要豪賭“菜鳥”物流，若無國有資本加入，滾動這個雪球并不容易。

　　國有股東能帶來的，肯定不僅僅是資金，至少還有一張“良民證”。每一樁交易都描述得如同天作之合，但從事商業報道多年的經驗告訴我，80%的故事無法拿到桌面上來說。梁穩根、宗慶后、馬云等都曾說過“隨時可以將公司獻給國家”之類的話，如果站在他們的位置考慮，這些表態就不會顯得幼稚可笑。

　　40－50歲之間的中國企業家，退隱江湖的格外多，為何他們的折舊率如此之高？民營企業是否長大到一定程度就唯有靠“投誠”才能繞過天花板？國有資本與民營機制的合體，真能發揮乘數效應，還是會變異為新寡頭？這些都是頗具意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