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偉

　　越來越多的數據顯示，短期因北上廣深一線城市核心區的漲價，樓市永遠向上的幻覺被示范放大到了全國廣大的三四線城市。從中期看，房產稅的開征可能成為擊穿中國樓市泡沫的利器。未來即將開征的房產稅是在持有環節針對全部存量房產征收的稅種。發達國家的地方政府普遍開征此類稅收，稅率大約在1%，不同區域和不同房產的稅率差異較大。

　　開征房產稅也許在2015年上半年，需要具備全國統一的房屋產權登記數據庫，這個數據庫的形成有一些基本條件：一是你是誰？即個人的身份信息；二是你的家庭成員是誰？即家庭成員的組成和變動信息；三是你在中國境內持有的房產套數和類型；四是你及家庭成員的個人征信、納稅等相應信息。因此全國房產統一登記制度需要公安、民政、央行、稅務和地方住建部門現有數據庫的集中和統一，逐漸從物理集中邁向數據倉庫。如果一切順利，該數據倉庫可能在2014年年中初步形成，在2015年上半年具備選擇一些省市進行開征試點的條件。

　　為什么政府需要開征房產稅？因為稅源不足。中國經濟目前并沒有擺脫2010年以來形成的持續放緩的大格局。如果從流轉稅的增速來倒推中國GDP增速，那么在 2012年可能是 6.8%，2013年一季度則可能低至6.5%，從目前到2020年，中國GDP要維持7.5%的增速難度極大。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稅源日益枯竭。地方財政的困難尤其巨大，1994年分稅制后，地方財力日益萎縮，地方靠拖累銀行和逃費銀行債務，勉強維持到了2000年；此后靠土地財政，維持到了2008年；然后靠地方投融資平臺，維持到當下。隨著營改增稅改的推廣，地方政府已不再具備任何主體稅種。因此，開拓稅源很自然地集中到了居民身上，而中國居民擁有的最大宗財富可能就是房產。

　　在我看來，如何開征房產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房產稅對中國樓市的沖擊很可能被嚴重低估了。

　　決策者也許會在稅基方面有所考慮，例如，按家庭成員的多少進行免稅面積的扣除；例如，按房屋類型進行免稅套數的扣除；決策者還可能在稅率方面有所考慮，例如在一二線城市的房產稅率定得相對高些，而將三四線城市的稅率定得低些。我之所以強調如何界定免征不重要，在于以下邏輯：一是較寬泛的免征規定，會對三四線城市的財力補充作用有限，而較狹窄的免征規定，則對民眾的廣泛不滿難以平息。二是即便從邊際角度看，只有中國的富裕群體才可能真正承受房產稅，那么少數富裕群體拋棄房產投資，將帶來巨大市場震動。這就是投資中的羊群效應。對沒有多套房的居民來說，房價上漲本來就是紙上財富難變現，而對中高收入群體，如果富裕群體逐漸放棄投資房產，這種示范效應很可能被決策者忽略。

　　房產稅為什么會沖擊巨大？原因在兩方面，一是從中長期看，即便沒有緊鑼密鼓的調控，中國房地產市場也已進入平臺期，此時出臺房產稅政策，雪上加霜的效果更顯著。二是房產稅是標志性的財富再分配政策。中國居民財產中最重要的形式是房產，國家統計局曾統計認為，房產占中國居民家庭財產的70%，對這一部分征稅影響極其深遠。哪怕是0.5%的稅率，以房屋產權70年計，也意味著本來屬于你的財富，瞬間有35%不再是你的了。中國居民的生活將更依賴于薪酬，而不是財產性收入。

　　不僅如此，房產稅的開征還衡量著政府執政的開明程度。房地產調控至今，之所以政策疊出，效果糟糕，與民意相悖，就在于政策決策的透明度低，民意參與度幾乎為零。因此，在開征房產稅之前，真希望決策者能夠反思政策制定的目標、執行的效果和民眾的認同度。一是是否應考慮中國民眾如何保存其財富？ 2003年至今，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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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5倍，GDP僅增3倍，對發鈔背后隱含的攫取通貨膨脹稅的沖動是否應該克制一下？二是地方財政至今步履艱難，是用房產稅來轉嫁問題，還是真正進行1994年以來的綜合財稅改革？三是在中國房產和土地所有權分離，房屋普遍建設在已交納土地出讓金的租用土地之上，房產稅開征的法律依據是否充分？四是房地產劇烈調整的金融風險是什么？曾有官員認為即便中國房價下跌50%，銀行業也扛得住，這種判斷甚至比激進的學者更為大膽。五是沿用秘密討論、出其不意實施的舊習，還是保持足夠的決策透明度、公眾參與度？

　　我悲觀地認為，關于房產稅的討論尚不夠充分，倉促的政策極有可能使中國樓市泡沫被擊穿，在未來的中期時間段內，除了一線城市和少數二線城市的核心區，其他地區的房產并不再具備投資價值，甚至可能成為棘手的風險資產。房產稅開征之日，是房價見頂之時。

　　(摘自2013年5月21日《第一財經日報》，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