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是改革“窗口期”

　　我們首先需要理解的是現在的體制改革能不能走出去。從今天的角度來講是可以的，至少理論上講是可能的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大家都看，其實他的第一本獨立著作是《論美國的民主》，也是他的成名作，是最值得推薦給今天的中國人的。

　　我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后的感覺是，其實人類是很無知的，我們每天做的事，想達到的目標和實際后果可能完全不一樣。一個加強統治的方式也可能變成摧毀統治的結果。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改革也好，革命也好，不要想著只要腦子里有個目標，有個頂層設計，就可以達到目標。好多改革的成功，都是歪打正著，革命的后果更難預測。

　　中國能否告別革命？大家對現在的體制不滿，就是要求變革，改革和革命是變革的兩種方式而已。能不能告別革命關鍵是改革能不能走出去，因此，首先需要理解的是現在的體制改革能不能走出去。從今天的角度來講是可以的，至少理論上講是可能的。

　　悲觀主義者認為，改革就要觸動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就是現在有權勢的人，他們怎么可能有積極性改革呢？但是，歷史上的好多變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動的，好多成功的變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為。

　　既得利益者可能推動變革

　　既得利益者為什么推動變革？我總結有三個原因：

　　第一，他們有了新的理念。大家不要以為人的行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大衛·休謨在200多年前就講過，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類的所有事務，是由觀念支配的。縱觀歷史，幾乎所有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化引起的。也就是說，你有什么信仰，這非常重要。當年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袖主要是舊體制下“既得利益”家庭出生的人。不要以為他們是被壓迫階級，所以才革命，不是這么回事。他們鬧革命是因為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了新的理念。法國大革命的好多推動者也是貴族。所以我覺得理念非常重要。

　　第二，既得利益者并非統一的利益體。我們一講既得利益者就好像他們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函數，可以統一行動。有時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比他們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大得多。

　　從歐洲、特別是英國的歷史來看，統治集團內部的斗爭是非常激烈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貴族內部實現的，然后才逐步推廣到全社會。貴族內部為什么要建憲政和民主？就是因為舊體制下他們相互之間打得不可開交，每個人都有特權，但都沒人權，互相傷害，最后認識到法治的重要性、妥協的重要性，導致了憲政的出現。英國19世紀之前的變革，主要是貴族跟國王、教會之間以及貴族相互之間斗爭的結果。

　　第三，改革是既得利益者避免革命的最好辦法。被統治階級有了利益訴求，你不能滿足，他們就可能起來推翻你。好在統治階級內部可能有人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就不斷地滿足被統治階級的需要。

　　他們做起來可能勉勉強強，但不管怎樣，還是做了。英國從1832年第一改革法案開始，為什么不斷擴大選舉范圍，最后到1928年實行了男女平等的普選權？就是英國統治階級清楚地認識到，如果不那么做自己就走不下去。

　　總而言之，既得利益者有可能變成改革者。如果不承認這一點，以為所有的變革都是你死我活，人類是沒有希望的。

　　你死我活的革命后果也是不可預料的，也不一定比原來好。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時候，大家慢慢認識到，如果當時不是太著急的話，也許情況比現在好得多。

　　現在我們的民主理念、法治理念在某些方面還不如100年前。像憲政這樣的東西，100年前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人都討論，但我們現在還不能充分討論。

　　時代需要政治家而非官僚

　　這是從樂觀的角度講。從悲觀的角度講，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變成推動改革的力量，我還沒有完全的把握。

　　體制的危機在哪兒？它不是那么有效運轉。一些黨政部門，嘴上說的好像跟上面一樣，但做的完全不一樣。一些號稱維護黨的領導的機構和官員，做的許多事情都在削弱黨的統治、黨的領導。這些人口口聲聲說是對黨負責，實際上只是保自己的烏紗帽而已。現在的腐敗分子就是在擠兌共產黨，像儲戶競相提款擠兌銀行一樣。

　　還有一個社會問題是，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政治家和官僚本來是兩類人，現在成了一類人。

　　官僚是按部就班不做錯事，政治家是要做正確的事，做關乎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大事。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橫空出世，要經過一定的磨難，但不是官僚主義的磨難，而是政治競爭的磨難。而現在的這個體制，已經到了這一步，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

　　官僚是經過一步一步循規蹈矩過來的。政治家出自官僚，理念就沒有了，魄力也就沒有了。

　　這個官僚系統培養政治家的辦法可怕在哪里？舉個很簡單的例子。設想你剛被提拔成一個副縣長，你離縣委書記中間有幾個臺階？五個！每個臺階至少兩年，運氣好的話，十年后你可以當上縣委書記。當上縣委書記大權獨攬，可以干一些大事，但你還要不要進步？要進步就得當副市長，副市長離市委書記也有五級，又十年。副省長到省委書記又十年。

　　大家想想，這三個十年過去了，只有兩種結果：有理念、有魄力、有棱角的人或者徹底出局，或者已經磨得沒有理念、沒有棱角，成了徹底的官僚。結果就是官僚領導國家。

　　如果我們不需要變革，至少體制上已經走到法治、憲政、民主，那還好辦些。問題是我們所處的時代恰恰是需要偉大領導人的時候，而這個體制本身不是產生偉大領導人的體制。

　　美國的運氣在哪兒？美國的開國元老經過了三四十年輪流執政，比如華盛頓干八年，亞當斯干四年，杰斐遜再干八年，麥迪遜又八年，這四人一共干了28年，美國的民主憲政制度就建立起來了。

　　臺灣的幸運在哪兒，蔣經國去世之前就認識到這個事情，開始做，所以臺灣也走過來了。我們的麻煩是第一代革命家有那種權威，但不做那樣的事情，鄧小平也沒有來得及做，時機錯過了，一誤就是60年。

　　當然，歷史總是有偶然性的，有時候陰差陽錯碰到一個人，他也許有很好的理念，有很強的使命感，有膽量、有魄力、有領導力，敢做大事。如果碰到這樣的情況，就是國家和民族的幸運。

　　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新一屆領導人有點橫空出世的味道，不完全是一層一層的官僚體制磨難出來的。所以我們還是應該有所期待。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十年是中國改革的“窗口期”。

　　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作者：張維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