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新京報》報道：日前，國稅總局發(fā)文對中外稅負進行比較，認為中國宏觀稅負目前仍處世界較低水平，隨著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經(jīng)濟效益的改善以及稅收征管質量的不斷提高，我國宏觀稅負水平提高的趨勢將會持續(xù)一段時間。

　　我們對“中國稅負水平”的關注，大約是從《福布斯》發(fā)布“全球2005稅務負擔指數(shù)”開始，當年“中國稅務負擔排名全球第二高”的說法一石激起千層浪。此前，《福布斯》發(fā)表的2007年最新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今年的表現(xiàn)有明顯改善，它展開的稅務改革計劃，使稅負痛苦指數(shù)下降了8點，在全球排名從第二位退到第三位。遺憾的是，這個“利好”與國稅總局的價值判斷還是背道而馳了：一是兩者判斷的起點高低有嚴重出入；二是兩者對中國稅負的走向也反向而行。拋開孰高孰低的口水糾纏，我們不妨借由“中國稅負水平高低之爭”來反思一下中國稅負的真實語境。

　　首先，籠統(tǒng)地單維比對“稅收與GDP的比重”顯然并不能直指稅負真相。這就好比購物不單單是看是否“價廉”、還得關注是否“物美”一樣。因為，稅收的本義是謀求社會利益最大化，指向的是民生幸福、而決不是痛苦。譬如瑞士，雖然稅負水平很高，但其福利水平也很高，因此單純看稅收占GDP的比重是片面的：稅收與GDP相比只是其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其二，某種意義上說，后者更顯重要。如果社會福利沒有明顯的改善，即便是減少的稅收與GDP之比，也代表著全社會有著很高的稅負實際。事實上，1998年以來，我國連續(xù)7年GDP增速均在8%至9%左右，而同期稅收增幅年均為19.3%，可見，中國稅收占GDP的比重增長幅度，的確高于居民收入增長水平，說明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我們離“共享”和“藏富于民”的理念尚有著明顯的距離。

　　其次，我們的“低稅負”之所以與老百姓的感受存在著顯著的落差，根本在于我們還存在著大量的、白色或灰色的非稅收入：除了政府通過合法程序獲得的除稅收以外的一切收入，此外，還有眾多名為“收費”、實為稅收的管理費、罰款和贊助費等。這些不開條、無發(fā)票的收入都不可能被計入正規(guī)的稅費范疇。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算過一筆賬：“去年政府財政收入接近3.2萬億元，如果加上1.3萬億元的預算外收費、土地出讓金5000億元、社保8000億元等預算外收入，我們真實的稅負已經(jīng)達到31%至32%，這種程度的實際稅負已經(jīng)相當高了。”

　　第三，我們的稅負高低之辯，隱含著稅制變革的吁求。我們以流轉稅打天下的稅收體制需要變革了，數(shù)據(jù)表明：中國

個人所得稅只占稅收總額的3%左右，整個所得稅的比例大約只有17%，而西方國家的所得稅比例一般占稅收總額的50%左右。“重流轉稅輕所得稅”的直接結果就是：增加了企業(yè)稅負；大量個人所得規(guī)避在稅收之外。最終表現(xiàn)為“一邊是企業(yè)缺資金，一邊是社會上涌現(xiàn)大量剩余資金”的詭異情形。

　　社會公平的最高境界，有賴于“善意的國家”，即以公共福利最大化為其效用函數(shù)的國家。世界銀行的經(jīng)濟專家通過對不同類型國家的對比分析也證明：在一個發(fā)展階段中，低稅負國家的經(jīng)濟增長高于高稅負國家。誠然，眼下中央財政和各級地方財政還需要更多的財力來做很多事情，稅制改革的目標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有一點中國稅負水平畢竟不是忽高忽低的蹺蹺板，我們在判斷稅負水平、并以此影響公共決策的時候，需要更宏觀的經(jīng)濟視角、需要更悲憫的民生情懷、需要更向下的福利訴求。

　　記者：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