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2007年第8期

　　社會上對電信行業怨氣還不小，我用人們又吃肉又罵娘來形容。現在的問題一方面如何使人們肉吃的更好，另一方面要研究人們為什么會罵娘。我認為人們罵娘的主要原因是電信市場缺乏監管。一是行政工商管理進不來，物價部門不過問，質檢部門無責任，信息產業部無任務，其本身又無有一個監管會，不像電力部門有電監會、銀行部門有銀監會，電信市場監管屬于真空。因此霸王條款、套餐忽悠、市場混亂，使人們感到信息不透明，付費和服務不對稱，買賣雙方權利不平等，人們有受制之感，有上當受騙之惑，有怨無處訴，只能罵娘，以發泄心中的不滿。

　　蔡窻：發掘勞動力供給的制度潛力

　　《文匯報》2007年8月12日

　　雖然近年來，勞動力市場上持續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不僅是技工的短缺，而且是普通勞動力的短缺，但必須指出的是，勞動力供給的人口結構潛力仍然很大。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的特點，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因此，中國經濟很快喪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的判斷和擔心仍然過早，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并不意味著產業結構應該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因此，政府積極就業政策面臨的新挑戰是如何進一步創造就業機會，同時發掘勞動力供給潛力。把過去主要針對城鎮就業和再就業的積極就業政策，擴展為城鄉一體化的就業和保障政策，是面對新形勢政府政策演變的必然方向。

　　施建淮：“匯率虛無論”是膚淺的認識

　　《南方周末》2007年8月16日

　　在匯改以前，“匯率至上論”曾經有很大的影響，許多學者，包括國際著名學者，都強烈反對人民幣升值，認為如果人民幣升值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大幅下滑，陷入通貨緊縮螺旋和流動性陷阱，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問題將惡化，出口將受到大幅度打擊等等。但是當匯改兩年來的實踐證明這些影響沒有那么嚴重時，“匯率虛無論”的主張又開始流行，片面地認為我國貿易順差居高不下的根源，出在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即中國儲蓄率太低，與人民幣匯率無關，人民幣升值無助于解決中國貿易不平衡，因此反對人民幣升值。詫異的是，這兩種對立的主張往往還出自于同一撥學者，無論怎樣，他們就是反對人民幣升值。“匯率虛無論”的主張致人迷誤，我國決策當局應正確理解人民幣匯率的作用，在致力于解決社會保障、金融改革以及收入分配等問題的同時，也需要讓人民幣升值。

　　季衛東：什么是真正的立法改革

　　《財經》2007年第15期

　　目前中國的問題很特殊——立法的主導權握在行政機關手里，人民代表大會的功能基本上限于表決通過。雖然與英國眾議院那樣的 “承認型議會”或者日本的“內閣法案占優勢”格局不無類似之處，但是，起草作業絕大部分由某個相關的政府部門包辦承攬，代議機構的審議活動也大都流于形式，相當多的法律還是采取具有命令性質的行政法規的形式，表現出鮮明的奇異色彩。這就很容易導致立法權被行政權吸納的事態，甚至出現個別主管部門為了防止束縛手腳、維護既得權益而爭奪規則制定權的現象。顯而易見，造成政府部門在立法方面有機會營私舞弊的根本性弊端，既不單純是行政主導的法案起草，也未必就是利益相關者參與決策，歸根結底還是在保障公開辯論和反復審議方面的程序殘缺。

　　左小蕾：金融體制快完善，資本管制慢拆除

　　中國證券網 2007年8月17日

　　金融自由化，一定要伴隨金融體制的進步，首先是內部金融體制的健康完善，同時建立與外部金融環境變化相適應的高度彈性機制。更重要的還是經濟實力的提升作為后盾。經濟基本面出了問題，金融自由化就會變成危機的催化劑。從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穩定發展的角度看，我們要格外注意金融自由化帶來的新風險。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中，仍然處在弱勢地位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兩次倚賴資本管制的體制“躲避”危機的沖擊，雖然并非主動防范的最佳方式，但也是一道不得已的最后屏障。在目前世界主要金融市場遭遇暫時影響的時候，應該警惕在“中國拯救世界”的高帽子下，動用外匯資產為次級債和相關危機機構埋單的鼓噪；應該警惕在“中國形勢一片大好”的奉承聲中，重新尋找出路的資本乘機更大規模從其他市場流入中國。否則大規模的資本流進流出，對于尚未建立與資本自由流動相匹配的金融機制的中國來說，無異于引進國際市場的危機沖擊。

　　陳志武：房產市場調控的是與非

　　《證券市場周刊》2007年8月11日

　　一方面，這些年房產價格不斷上漲，越來越多的人買不起新房，這是基本事實。另一方面，國家對土地權的壟斷逼著房產

開發商都必須跟權力打交道，只有從地方政府才能得到土地，由此引出“官商勾結”這條單行道。這兩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人們很容易將憤怒集中在房產開發商身上。但是，這兩種因素必須分開來看，其解決方案也自然不同。改變“官商勾結”這條單行道的首要條件是土地的私有化，這樣至少可以逼著開發商去從不同的農民手里買土地，而不是只能從地方官員手里買；同時，也要有更多民營銀行和民間信貸機構，以此改變房產開發貸款主要靠國有銀行的局面，從另一方面減少”官商勾結”。除了“官商勾結”之外，

房價上漲的責任是否都該歸罪于

房地產開發商呢？快速城市化必然意味著更高的房價，這種市場因素是大環境。在人為因素上，過去幾年，圍繞房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政策基本上是重復了 “解決高利貸問題的辦法是打壓放貸者”的邏輯，所以才有“越調控，房價越高”的結局。遺憾的是，最近將要出臺的房產調控政策還在延續這種樸素邏輯。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