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本次漲價，民眾、學界和政府似乎都有些措手不及，結果導致該用力的地方不用力，不該用力的地方用力過急過猛。這樣做不僅控制不住漲價狂潮，而且會適得其反，既破壞市場本身的競爭和優勝劣汰，也破壞市場對以往不合理定價機制的結構性調整。

　　一個重要標志是：人們在方便面漲價問題上著墨過多，甚至以價格卡特爾來定義其行為。卡特爾是指生產(經營)同類商品的企業，在確定商品價格等方面達成協議而形成的一種壟斷聯合。價格卡特爾不僅排斥競爭，而且直接侵害消費者權益。但在一個競爭充分的市場中，價格卡特爾是不可能最終形成的。比如今年4月重慶600多家洗車行結成漲價聯盟，將原先的10元漲到20元。但3個月后，這個價格同盟悄然瓦解：先是20元，然后變相打折，現在干脆降到10元。2005年10月和2006年10月，這樣的聯手漲價也曾發生過兩次，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在這先后3次聯手漲價中，重慶市物價部門均未直接出臺政策進行干預，而是任憑市場“說話”。

　　在對充分競爭的市場價格過敏的同時，政界、學界似乎對

　　在價格上漲面前，政府的理性應體現為“有所為有所不為”：對豬肉等食品等在相對充分競爭領域內的價格上漲，政府應做“甩手掌柜”，以“無為”為最高境界；對電力、石油等牽涉到經濟與民生全局的基礎性、壟斷性資源價格上漲，以及民航、航線等壟斷或聯合壟斷性價格上漲，政府和法律都應積極有為，果斷干預。

　　他們要按市場定價，可以，先得自由開放市場和競爭，打破壟斷。在壟斷打破前，要漲價也可以，先把企業的管理成本和工資成本降下來，降到社會平均水平。2005年電力、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職工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相當于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這時壟斷企業還想漲價，無異于趁火打劫。因此，對壟斷企業，價格應嚴格按法律交給公眾和代議機構，在公正嚴格的審計和聽證程序下議定。

　　當然，即使是完全競爭領域，物價上漲也會傷及城鄉低收入人群。這時候，政府的“有為”同樣應果斷有力，政府的公共保障職能在此應大顯身手，包括調整城鄉社會保障標準、發放臨時補貼等，確保低收入群體生活水平不因漲價而降低，比如北京再次調高低保標準，上海提高了低收入家庭補貼等。政府甚至要想辦法讓城鄉低收入人群 “因禍得福”，使社保水平的提高幅度高于物價上漲幅度。

　　除此外，法律對壟斷企業的議價能力估計不足、懲治不力的現象也應改變。價格法及國家發改委所制定的 《關于制止價格壟斷行為暫行規定》對串通實行價格壟斷等行為的最高罰款僅30萬元，比起石油、電力等稍微漲價一點便是數億元進項的所得來說，簡直如九牛之一毛。這方面，法律應及時向國際標準看齊，比如，8月1日，英國航空公司因和維京大西洋航空公司合謀操控燃油附加費價格，被英國和美國有關部門處以總額約合5.4億美元的罰款。